第916章 新经济现象
“契押”是审理符凌君过程中审出的新鲜名词,符凌君之所以谎称欠下高利贷,是因其黑掉了人家契押给他的钱,性质比欠下高利贷更为恶劣。
“契押”交易在王眷城中私下里叫什么的都有,但“契押”称呼较为普遍,而“契押”本质上是一种期货,问题的源头可一直追述到百里燕的头上。
因为咸国垄断了包括初、中、高三级工业品、化学品、高级药品甚至半数以上的民生用品的生产,乃至其他商品生产,而实质上真正垄断这些生产的是永兴侯府。
王眷作为永兴城对外贸易货栈集散地,汇聚了天南地北的商人,由于咸国产品供不应求,现实中供应远小于整个中原市场需求,因此多数商人是拿不到货的。
为了拿到货,这些商人只能走后门或是托关系,而货源只有五种渠道。
一是与诸侯与咸国对口的官方渠道,这一块基本不存在私人进货的可能,二是朝廷控制的王眷榷市,三是永兴侯府,四是轩亭侯、卤侯合营的外阜,五是尹秧君商营署。
按道理,除官方层面的交易外,其他四种渠道都从永兴城拿获,拿货的成本应该是一样的,在王眷设点出货的价格即便有落差,但不会大的离谱,但事实上远非如此。
由于中原市场一味太大,人口基数多,咸国产能有限,因此往往是一货难求,于是就出现了“倒爷”。
有关系有后门的商贾拿货之后,就地倒卖立马赚钱,一开始是零星现象,有人因此一夜暴富,进而发展成普遍现象。当最终的倒卖价格达到无法承受时,货在被运出咸国输往中原各地,进而推高了销售终端的价格,于是滋生出了“契押”现象。
有门路的个人因长期能拿到货,于是积累下了一定的信用,他们便以信用为资本,与需求方协商,先将钱款拿出,待货到之后再将货给需求方。
按说,先交钱后给货傻子也不能这么干吧,但期货不就是这样吗。只不过现代的期货多了中间交易平台,以国家与银行做信用担保,钱被汇入金融交易中心竞争货物,而货物仅仅是盘面上的数字,诸如合约期货甚至是半年一期。
早期期货交易的雏形无不是以个人信用为保,因为生产力低下,违禁物资与管制品的交易更多需要贵族的行政特权,而使用特权不是无偿的,因此便需要先付定金,先交钱办事,由此形成潜规则,当潜规则被市场所广泛承认,便是规则。
特权带来收益的同时,取得货物的成功率也带来信用,进而发展成先付钱后给货的规矩。但信用是没有任何担保的空口承诺,甚至连现代信用凭证都不具备,一旦发生风险,遇到上路的还能拿回钱财,遇到符凌君这等不上路的,就是羊入虎口一去不回。
符凌君欠童韦钱款不假,但不是孕息高利贷,而是契押的本钱。童韦被扣的六匹马,也是此番贩至王眷黑市参与契押交易的货品,黑市价格翻了一倍还多,童韦多半的身价都在六匹马优良骏马与契押当中损失殆尽,气愤之下焉能不怒,这才有了火拼事件。
加之百里燕全城搜捕,连续多日的骚扰,打乱了地下契押黑市的交割时间,拿不到钱拿不到货的商人以及参与投机倒把的倒爷们心急如焚,最终促成了当晚的暴动。
咸国经济环境的特殊性与工业生产促使市场自我调整自我修正,不断出现新的事物,百里燕严重低估了新鲜事物的出现速度,而经济、工业、社会的发展打破了历史跨度,进而将几百几千年的事物,被压缩到短短几十年乃至几年内上演。
契押现象最早出现在十至十一年前,至于是谁先开的头,已经无据可靠,但经过长期孕育发展,契押行为渐形成市场默认的规则,最近两三年内趋于成熟,并有了行业自己的交易规则和暗号,强行的弹压和禁绝,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,也不符合市场客官规律。
既然已经开了头,籍此开立期货以解决市场矛盾,将私下的走货与倒卖,变成市场机制,将倒卖差价的空间,挤死在期货市场,不仅打击了倒卖货物扰乱市场秩序,还将中间的利润尽数收入国库囊中,说起来也还是权贵和商人自己作死。
至于公廨,当下是没有这一概念的,最早见于隋唐“公廨本钱”一说,既官府出资投入市场参与商业活动,或是放贷,籍此获取收益,是最早的国有资本参与放贷与商业运营活动雏形。
咸国钱坊出现之前,并无官方借贷之说,官方借钱多以进贡与协商认捐为主,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归还本金,但往往会在某些利益层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以换取贵族的妥协。
私下里,民间借贷管叫做“孕息”,借贷的利率起点就是百分之五十,百分之百,甚至更高的利息也是普遍现象。
按道理,钱坊既承担银行职责,开放有贷款业务,民间的不良贷款和高利贷应该得到遏制,然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。
首先钱坊只对拥有咸国户籍的个人放贷,这其中又分两类,一类是地方常驻人口,第二类是流动富人。前者以平民,尤其是农民恢复基本农业生产为主,籍此稳定社会治安和民情,后者以中小手工业者为主,其他阶层贷款多有限制。
其次贷款的审核周期长短不一,由于农业的特殊性,其中个体农业贷款最快,形势也不限于资金,可以是农具种子和耕牛等等。其他审核周期相对长一些,因此远不如私人借贷随贷随拿来的方便。当然,如果有门路可以直接找轩亭侯乔廉直接划账,那没得说。
最后,钱坊熬过了初期的创立阶段步入正规后,其国家性和规模性决定了总体具有高额利润率,但单笔业务的利润远不如高利贷,钱坊目前只对外开放半年期、一年期、两年期、三年前存款业务,限额开放四年期、五年期业务。
以三年期为例,三年期利息百分之四点五,这个利息放在今天算是很高了,然在当下根本不值一提。高利贷的利息高达百分之百,几个月能回本,甚至几天回本,不考虑风险,几乎是一本万利的买卖。而且对权贵而言,放贷的风险要低得多。
由于钱坊的利息低,更多人愿意放高利贷而不是存钱,即便钱坊有强力的信用保证和国库支撑,但敌不过高利贷丰厚的汇报,尤其是贵族放贷,当下确实没几人敢于违贵族约的,若非战争和政治因素,风险并不高。
此外,钱坊存款利息以支付金银通宝与实物商品为主,受老百姓好评,却不受贵族欢迎,也是有钱人不愿大量存钱的原因。
当然,钱坊如果上调存款利息吸纳有钱人存款也可以,但结果只能是抬升钱坊贷款利息,如此与放高利贷毫无区别,扶持农业,维持社会稳定的初衷也荡然无存。
由于高级资本市场的需求与钱坊设立初衷的目的严重分化,于是高利贷在经济发达地区有很大的地下市场。
王眷城中主要有三类类人借贷高利贷,一类没有咸国户籍的外国商贾,为从契押中博取更高的利润而借贷,第二类是本国富户豪强参与借贷,第三类是贵族借贷,其利用贵族特权和渠道,基本上是黑白市场都沾。
如果强行以行政打击非法高利贷,当下技术条件完全不具可操作性,还得得罪权贵集团。那就只有一条,规范起来,同时官府钱坊也开增限制性高利贷业务,既只对符合额定资产的个人开放贷款。以免官府高利贷危害平民阶层,引发社会性动荡。
而今咸国物产富饶,产品丰富,工业日见规模,银行体系基本健全,海运、水运、陆路运输高度发达,基础设施完备,基本具备开设期货、国债与新增印花税的基础,尽早规范地下契押交易,有利于构建顶层经济,带来更多流动资金。
同时利用当下世人对期货特性缺乏了解的致命弊端,从中谋取暴利,回哺咸国工业,刺激产业扩容,将金钱变成教育、工业、科研资产,谋求国力的迅速崛起,不失为当下绝佳的良机。当然,这等谋划是不能当着众人的面喧之于口的。
长篇累牍一番追述,包括咸王在内的多数人如听天书,基本不知所云何物,咸王不禁问
“印花税既是税,想来必有利可图,然期货、公廨、孕息又有何利可图,寡人如今并不缺钱,钱坊有的是钱,一边放贷,为何还要一边以官府之名开增公廨,如此岂不令世人笑话。”
“大王问的极是,官府放贷可行,官府向世人借公债确实闻所未闻,但大国可想过,日后倘若因战因灾,国库、钱坊均告急,钱又从何来,靠认捐,能认捐一次,难道还能十次八次的都认捐,如此与勒索已经无异。”
咸王听着生气,想当年黑巾叛乱和南征期间,国库其实是破产的,若非靠权贵认捐和百里燕贡献的珍珠打了一针鸡血,咸国早完了,这一轮认捐持续了五六年,直到永兴城铁产大增,珍珠大量上市,一举扭转亏空。照百里燕说法,这五六年都是勒索。
生气归生气,百里燕所言却是不错,咸国最近十二年的高速发展,正是国库得益于钱坊的运作,钱坊积攒的巨额存款充分投入经济运作,带来的效应短时内平复了战争带来的经济创伤,消化了四个郡的新地,全国面貌位置焕然一新。
但万一哪一天天灾不断,钱坊、国库都没钱了,靠认捐,压得住还说的过去,压不住就玩完。
黑巾叛乱毕竟情况特殊,一群穷棒子要革所有权贵的命,权贵逼急再大的内部矛盾,也没自己人头重要,咸王勒索起来还是比较顺利的。但今后未必再有这等好的良机,到那时确实得有个另觅钱财的出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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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契押”交易在王眷城中私下里叫什么的都有,但“契押”称呼较为普遍,而“契押”本质上是一种期货,问题的源头可一直追述到百里燕的头上。
因为咸国垄断了包括初、中、高三级工业品、化学品、高级药品甚至半数以上的民生用品的生产,乃至其他商品生产,而实质上真正垄断这些生产的是永兴侯府。
王眷作为永兴城对外贸易货栈集散地,汇聚了天南地北的商人,由于咸国产品供不应求,现实中供应远小于整个中原市场需求,因此多数商人是拿不到货的。
为了拿到货,这些商人只能走后门或是托关系,而货源只有五种渠道。
一是与诸侯与咸国对口的官方渠道,这一块基本不存在私人进货的可能,二是朝廷控制的王眷榷市,三是永兴侯府,四是轩亭侯、卤侯合营的外阜,五是尹秧君商营署。
按道理,除官方层面的交易外,其他四种渠道都从永兴城拿获,拿货的成本应该是一样的,在王眷设点出货的价格即便有落差,但不会大的离谱,但事实上远非如此。
由于中原市场一味太大,人口基数多,咸国产能有限,因此往往是一货难求,于是就出现了“倒爷”。
有关系有后门的商贾拿货之后,就地倒卖立马赚钱,一开始是零星现象,有人因此一夜暴富,进而发展成普遍现象。当最终的倒卖价格达到无法承受时,货在被运出咸国输往中原各地,进而推高了销售终端的价格,于是滋生出了“契押”现象。
有门路的个人因长期能拿到货,于是积累下了一定的信用,他们便以信用为资本,与需求方协商,先将钱款拿出,待货到之后再将货给需求方。
按说,先交钱后给货傻子也不能这么干吧,但期货不就是这样吗。只不过现代的期货多了中间交易平台,以国家与银行做信用担保,钱被汇入金融交易中心竞争货物,而货物仅仅是盘面上的数字,诸如合约期货甚至是半年一期。
早期期货交易的雏形无不是以个人信用为保,因为生产力低下,违禁物资与管制品的交易更多需要贵族的行政特权,而使用特权不是无偿的,因此便需要先付定金,先交钱办事,由此形成潜规则,当潜规则被市场所广泛承认,便是规则。
特权带来收益的同时,取得货物的成功率也带来信用,进而发展成先付钱后给货的规矩。但信用是没有任何担保的空口承诺,甚至连现代信用凭证都不具备,一旦发生风险,遇到上路的还能拿回钱财,遇到符凌君这等不上路的,就是羊入虎口一去不回。
符凌君欠童韦钱款不假,但不是孕息高利贷,而是契押的本钱。童韦被扣的六匹马,也是此番贩至王眷黑市参与契押交易的货品,黑市价格翻了一倍还多,童韦多半的身价都在六匹马优良骏马与契押当中损失殆尽,气愤之下焉能不怒,这才有了火拼事件。
加之百里燕全城搜捕,连续多日的骚扰,打乱了地下契押黑市的交割时间,拿不到钱拿不到货的商人以及参与投机倒把的倒爷们心急如焚,最终促成了当晚的暴动。
咸国经济环境的特殊性与工业生产促使市场自我调整自我修正,不断出现新的事物,百里燕严重低估了新鲜事物的出现速度,而经济、工业、社会的发展打破了历史跨度,进而将几百几千年的事物,被压缩到短短几十年乃至几年内上演。
契押现象最早出现在十至十一年前,至于是谁先开的头,已经无据可靠,但经过长期孕育发展,契押行为渐形成市场默认的规则,最近两三年内趋于成熟,并有了行业自己的交易规则和暗号,强行的弹压和禁绝,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,也不符合市场客官规律。
既然已经开了头,籍此开立期货以解决市场矛盾,将私下的走货与倒卖,变成市场机制,将倒卖差价的空间,挤死在期货市场,不仅打击了倒卖货物扰乱市场秩序,还将中间的利润尽数收入国库囊中,说起来也还是权贵和商人自己作死。
至于公廨,当下是没有这一概念的,最早见于隋唐“公廨本钱”一说,既官府出资投入市场参与商业活动,或是放贷,籍此获取收益,是最早的国有资本参与放贷与商业运营活动雏形。
咸国钱坊出现之前,并无官方借贷之说,官方借钱多以进贡与协商认捐为主,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归还本金,但往往会在某些利益层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以换取贵族的妥协。
私下里,民间借贷管叫做“孕息”,借贷的利率起点就是百分之五十,百分之百,甚至更高的利息也是普遍现象。
按道理,钱坊既承担银行职责,开放有贷款业务,民间的不良贷款和高利贷应该得到遏制,然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。
首先钱坊只对拥有咸国户籍的个人放贷,这其中又分两类,一类是地方常驻人口,第二类是流动富人。前者以平民,尤其是农民恢复基本农业生产为主,籍此稳定社会治安和民情,后者以中小手工业者为主,其他阶层贷款多有限制。
其次贷款的审核周期长短不一,由于农业的特殊性,其中个体农业贷款最快,形势也不限于资金,可以是农具种子和耕牛等等。其他审核周期相对长一些,因此远不如私人借贷随贷随拿来的方便。当然,如果有门路可以直接找轩亭侯乔廉直接划账,那没得说。
最后,钱坊熬过了初期的创立阶段步入正规后,其国家性和规模性决定了总体具有高额利润率,但单笔业务的利润远不如高利贷,钱坊目前只对外开放半年期、一年期、两年期、三年前存款业务,限额开放四年期、五年期业务。
以三年期为例,三年期利息百分之四点五,这个利息放在今天算是很高了,然在当下根本不值一提。高利贷的利息高达百分之百,几个月能回本,甚至几天回本,不考虑风险,几乎是一本万利的买卖。而且对权贵而言,放贷的风险要低得多。
由于钱坊的利息低,更多人愿意放高利贷而不是存钱,即便钱坊有强力的信用保证和国库支撑,但敌不过高利贷丰厚的汇报,尤其是贵族放贷,当下确实没几人敢于违贵族约的,若非战争和政治因素,风险并不高。
此外,钱坊存款利息以支付金银通宝与实物商品为主,受老百姓好评,却不受贵族欢迎,也是有钱人不愿大量存钱的原因。
当然,钱坊如果上调存款利息吸纳有钱人存款也可以,但结果只能是抬升钱坊贷款利息,如此与放高利贷毫无区别,扶持农业,维持社会稳定的初衷也荡然无存。
由于高级资本市场的需求与钱坊设立初衷的目的严重分化,于是高利贷在经济发达地区有很大的地下市场。
王眷城中主要有三类类人借贷高利贷,一类没有咸国户籍的外国商贾,为从契押中博取更高的利润而借贷,第二类是本国富户豪强参与借贷,第三类是贵族借贷,其利用贵族特权和渠道,基本上是黑白市场都沾。
如果强行以行政打击非法高利贷,当下技术条件完全不具可操作性,还得得罪权贵集团。那就只有一条,规范起来,同时官府钱坊也开增限制性高利贷业务,既只对符合额定资产的个人开放贷款。以免官府高利贷危害平民阶层,引发社会性动荡。
而今咸国物产富饶,产品丰富,工业日见规模,银行体系基本健全,海运、水运、陆路运输高度发达,基础设施完备,基本具备开设期货、国债与新增印花税的基础,尽早规范地下契押交易,有利于构建顶层经济,带来更多流动资金。
同时利用当下世人对期货特性缺乏了解的致命弊端,从中谋取暴利,回哺咸国工业,刺激产业扩容,将金钱变成教育、工业、科研资产,谋求国力的迅速崛起,不失为当下绝佳的良机。当然,这等谋划是不能当着众人的面喧之于口的。
长篇累牍一番追述,包括咸王在内的多数人如听天书,基本不知所云何物,咸王不禁问
“印花税既是税,想来必有利可图,然期货、公廨、孕息又有何利可图,寡人如今并不缺钱,钱坊有的是钱,一边放贷,为何还要一边以官府之名开增公廨,如此岂不令世人笑话。”
“大王问的极是,官府放贷可行,官府向世人借公债确实闻所未闻,但大国可想过,日后倘若因战因灾,国库、钱坊均告急,钱又从何来,靠认捐,能认捐一次,难道还能十次八次的都认捐,如此与勒索已经无异。”
咸王听着生气,想当年黑巾叛乱和南征期间,国库其实是破产的,若非靠权贵认捐和百里燕贡献的珍珠打了一针鸡血,咸国早完了,这一轮认捐持续了五六年,直到永兴城铁产大增,珍珠大量上市,一举扭转亏空。照百里燕说法,这五六年都是勒索。
生气归生气,百里燕所言却是不错,咸国最近十二年的高速发展,正是国库得益于钱坊的运作,钱坊积攒的巨额存款充分投入经济运作,带来的效应短时内平复了战争带来的经济创伤,消化了四个郡的新地,全国面貌位置焕然一新。
但万一哪一天天灾不断,钱坊、国库都没钱了,靠认捐,压得住还说的过去,压不住就玩完。
黑巾叛乱毕竟情况特殊,一群穷棒子要革所有权贵的命,权贵逼急再大的内部矛盾,也没自己人头重要,咸王勒索起来还是比较顺利的。但今后未必再有这等好的良机,到那时确实得有个另觅钱财的出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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