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十七章 雨过天晴
下午,一片素白的鄱阳王府里,身着丧服的萧嗣,送几位叔叔出去,临登车,在正门外交谈。
萧嗣奇迹般的回到建康,逆转危局,让惶惶不安的南安侯萧恬、武林侯萧谘等鄱阳王的弟弟们,喜极而泣。
这段时间以来的风声鹤唳,让萧恬等人寝食难安,只要府邸外面有稍微大一点的动静,就以为是大队兵马来抓自己。
而每一天,都有坏消息传来:又有人出首,拿出所谓的物证,指控鄱阳王兄弟图谋不轨。
这种等死的感觉很糟糕,对于萧恬等人来说,就是度日如年,他们这些年来,结下不少仇怨,一旦被清算,怕是要被落井下石。
还好,萧嗣赶回来了,一番运作之后,雨过天晴。
萧恬兄弟不清楚侄儿是怎么办到的,但事实就是,朝廷取消了张榜悬赏,对于已经出首的人,不赏不罚。
南海王萧大临,在宫中“小住”几日后,安然回府,得了个清贵的职位,已经靠边站了。
杀害萧范的那两个凶手,建平王萧大球、绥建王萧大挚,因为自己拿不出有力地证据,无法证明自己对萧范的指控属实,罪无可赦,已被赐死。
萧范遇害身亡,其“录尚书事”的任命,顺理成章“还给”湘东王萧绎。
太尉、湘东王萧绎,如今转太傅,录尚书事,总领朝纲。
当初萧绎就是辅政藩王,后来因病交权,由鄱阳王萧范录尚书事,如今萧绎再次录尚书事,等于是“权归原主”。
而继任鄱阳王爵的萧嗣,转中抚将军,此为军号第三十三班的重号将军,只授予在京官员,统领军府营兵(部分),镇守建康。
如此任命,别有深意:分兵权,掣肘总领朝纲的“录尚书事”。
为此,小皇帝(太后)得几位大臣建议,对萧嗣“夺情”。
萧范去世,作为嫡长子的萧嗣,按说要为父受丧,不能担任职务。
但是,因为当年旧例,继位为鄱阳王的萧嗣,“夺情”后任中抚将军,镇守京城,为国分忧,不能守丧。
守丧之责,由他的弟弟们分担。
所谓的“旧例”,指的是三十多年前的一件事。
当时还是鄱阳世子的萧范到益州上任,经过荆州时,时任荆州刺史的鄱阳王萧恢(萧嗣的祖父)去世。
按礼,萧范应该护送亡父灵柩回京,并为父守丧。
但是高祖“夺情”,让萧范继续前往成都任职,而萧恢的灵柩,由其他儿子护送回建康。
有了这个旧例,此次小皇帝(太后)“夺情”,让继位为鄱阳王的萧嗣,担任中抚将军,掌管一部分军府营兵,镇守建康。
如此安排,是很正常的权力制衡,目的是掣肘录尚书事的湘东王,以防有变。
可以说,萧嗣在太后看来,还是可以信任的,不然不会把城防职权,分给萧嗣一部分。
这一点很重要,涉及到建康城内的兵权制衡。
建康分为外城、内城,内城即台城,台城里是各部官署、武库、太仓,以及皇宫。
皇宫禁卫将领,多为东宫故人,听命于太后,所以太后对宫禁有把握。
却依旧要提防有人控制台城禁卫,对皇宫实行“关门打狗”。
如今五位辅政大臣,不是尚书令却录尚书事的太傅、湘东王,有“关门打狗”的可能,必须对其掣肘,即分兵权。
掌机要、诏诰的中书舍人、中书侍郎,以及分管尚书省事务的尚书侍郎,这三位辅政大臣,并不掌握兵权,无法在兵权上掣肘湘东王。
管着台城禁军的领军将军,为辅政大臣之一,其立场如何,关系着台城被谁控制,虽然有制局掣肘(无制局调令,领军无法调兵),却并不是万无一失。
所以,太后需要另一个人,统领部分外城兵马,表面上看是要掣肘领军将军,实际上是掣肘录尚书事的湘东王。
这就是萧嗣逆转局面之后,所能争取到的最好任用:留在京城任要职,为太后分忧,而不是为父守丧三年,与中枢无缘。
在萧恬、萧谘看来,侄儿如此表现出色,自家前途就有了保障,可以高枕无忧。
几位叔叔登车而去,萧嗣在正门站了一会,转身往王府里走,心中愤愤。
这几个叔叔,都是窝囊废,关键时刻根本就靠不住。
这就是萧嗣的心声,愤怒而无奈。
父亲殚精竭虑经营下来的局面,居然如此不堪一击,此次事变,至亲们的表现极其不堪,导致佐官们也无所适从,应对无力。
曾经以为的牢固高楼,不过是栋梁腐朽的样子货。
然而仅仅归咎于几个叔叔,能有什么用?
他父子确实有想法,所以精心准备了多年,尤其萧范接任辅政大臣、录尚书事后,更要有一番作为。
萧嗣本以为此次自己南征岭表,父亲在建康可以很“稳”,结果,没想到对手居然直接在宫里行凶。
父亲一死,高楼瞬间摇摇欲坠,眼见着就要垮了,若不是他得人相助,现在,自己和叔叔以及弟弟们,就要面临灭顶之灾。
所以,杀害父亲的幕后主谋到底是谁?
萧嗣要提防这个敌人。
萧大球和萧大挚,至死都没供认是受了谁的指使,才铤而走险刺杀鄱阳王。
但观其平日言行,不像是自己忽然冲动就杀人的性子,应该是受了什么人的唆使。
南海王萧大临有嫌疑,不过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指使萧大球和萧大挚行凶。
虽然萧大临在萧嗣一番算计之下,恶了太后和湘东王,但并无实据证明萧大临要谋反。
太后以大局为重,宁事息人,放过萧大临,只是让其靠边站。
萧嗣也觉得,萧大临不像是幕后主谋,所以,心中丝毫不敢放松,提防那个藏头露尾的敌人。
转到书房,一人已经恭候多时。
萧嗣让人守在门外,随后向那人郑重行礼:“此番我鄱阳王府上下数百口人得活,多谢彭城公施以援手。”
在他面前的人,不是彭城公李笠,而是李笠的幕僚长张铤。
张铤替李笠受了萧嗣这动作简单但意义不简单的道谢,随后说:“大王节哀,请以大局为重。”
萧嗣点点头,和张铤分主宾坐下,并将自己写给李笠的一封亲笔信交给对方。
“下官即将返回寒山,不知大王还有何吩咐呢?”
“乐安的铜矿,何时献礼给皇帝为宜?”萧嗣问,张铤回答:“此事,大王可自行把握时机,君侯没有任何意见。”
“那,一旦开采....”萧嗣还是有些犹豫,李笠献给他父亲的大礼,是一棵巨大的摇钱树,他们必须给予对方足够的回报。
可如今父亲去世,他无法“录尚书事”,拿不出大礼来酬谢李笠的善意。
而且这大礼交上去,怕不是会被执掌朝纲的湘东王把功劳抢走。
张铤回答:“君侯相信大王前程似锦,所以,回礼可以等,无所谓旦夕之间。”
“不过,这铜矿之事,要么大王自己一个人知道,要么,就让大伙都知道,否则,必然被人借花献佛。”
道理没错,萧嗣想了想,又问:“彭城公,就没想过回京,入中枢?”
张铤摇摇头:“君侯在朝中毫无根基,四处请托以回京,不过是自取其辱。”
“且京城是非之地,纷乱不已,君侯还有许多事情要做,没心思浪费精力在京城。”
说着说着,他笑起来:“况且,诸位皇叔对于辅政之位虎视眈眈,君侯一个武人也来掺和,怕不是被视作仇寇,如此,岂不是自讨麻烦?”
萧嗣觉得张铤没说实话,至少十句话中有一句是假的。
李笠要是不想回京,如何会关心建康时局,怎么会第一时间得知他父亲出事?
怎么会用飞鸽传书往番禺传递消息、建议他立刻乘船北上回建康?
据说这信鸽,还是李笠手下商贾到广州经商时养的,定期送到鄱阳,为的是和鄱阳通消息,及时掌握行情,方便倒卖海外香药等舶来品。
再说了,如果李笠不对中枢有想法,为何派张铤秘密来建康,为他出谋划策?
萧嗣觉得,李笠应该有浑水摸鱼的想法,以获取更大好处,目的就是入中枢。
只是觉得水不够浑,便想再等等。
这没什么,萧嗣觉得人总是要有索求才正常,任何官员,都不会甘于一辈子待在地方,想要入中枢,合情合理。
可李笠的一个要求,让萧嗣觉得奇怪:李笠‘希望’他若逆转局面后,不要祸及无辜,如果没有真凭实据,不能编造证据对先帝子孙动手。
这个要求,让萧嗣觉得百味杂陈。
或许李笠还念着先帝恩情,亦或是良心过去不,所以才派张铤来出谋划策的同时,作为“监工”,提醒他不要乱来。
所以,既然根据南海王妾弟何瑗所说,南海王似乎事前不知情,不太像是杀害他父亲的主谋,萧嗣便没有布局弄死萧大临。
只是借助留声机这一宝物,设套套南海王的话,让其得罪太后和湘东王。
而李笠的这一要求,让他觉得李笠是有感情的人,不是冷血无情的妖怪。
不一会,张铤告退,依旧扮做菜贩,在萧嗣心腹的安排下,从后厨小门出了王府。
萧嗣独坐书房,想着这几日以来的经历,只觉后怕。
还好,李笠这次出手相助。
张铤得了李笠的吩咐,暗中赶到建康,等着他回来,并为他出谋划策。
他照做了,策略很有效:一举两得。
先是布局,让萧大临以为大难将至,便无所顾忌骂太后。
然后因为另一个布局,导致湘东王与其翻脸,终于,萧嗣化险为夷,此为一得。
不仅如此,因祸得福,得太后信任,夺情、留京任要职,掣肘湘东王,此为第二得。
第二得,是因为萧大临骂太后,让太后意识到小叔子们对幼帝即位的不满,也不敢再相信这些小叔子。
那么,辅政藩王就只能是湘东王来做。
而鄱阳王一系人员在此事变中,表现极差,几乎是手无缚鸡之力,不堪一击。
萧嗣即便赶回建康,也只能孤身入宫,跪求太后给个自证清白的机会。
这就让太后认为,鄱阳王父子及其门生故吏,其实只是乌合之众,比起虎视眈眈的小叔子们,以及同样门生故吏众多的湘东王,无法构成太大威胁。
加上湘东王重新“录尚书事”,太后就需要个有一定分量的旁支宗室,率领军府营兵镇守外城,掣肘湘东王。
所以,萧嗣被“夺情”,不用辞官、为父守丧,成了太后平衡中枢权力的一个筹码。
这就是李笠为他所拟策略,效果自不必说。
萧嗣想着想着,感慨万千,又想起了一件往事。
那年,还只是一个鱼梁吏的李笠,因为鄱阳王府管事詹良遇害一案身陷囹吾。
但这件事却间接引发了三位藩王之间的争斗,弄得鸡飞狗跳。
现在,他越想,越觉得这件事会闹得这么大,恐怕早在李笠算计之中:李笠一定布了局。
十几年前的李笠,就有如此心计和谋略,现在,他面对几乎无法破解的危局,对方的简单策略,轻而易举就把他逆转。
这样的人,一旦成为敌人,怎么办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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萧嗣奇迹般的回到建康,逆转危局,让惶惶不安的南安侯萧恬、武林侯萧谘等鄱阳王的弟弟们,喜极而泣。
这段时间以来的风声鹤唳,让萧恬等人寝食难安,只要府邸外面有稍微大一点的动静,就以为是大队兵马来抓自己。
而每一天,都有坏消息传来:又有人出首,拿出所谓的物证,指控鄱阳王兄弟图谋不轨。
这种等死的感觉很糟糕,对于萧恬等人来说,就是度日如年,他们这些年来,结下不少仇怨,一旦被清算,怕是要被落井下石。
还好,萧嗣赶回来了,一番运作之后,雨过天晴。
萧恬兄弟不清楚侄儿是怎么办到的,但事实就是,朝廷取消了张榜悬赏,对于已经出首的人,不赏不罚。
南海王萧大临,在宫中“小住”几日后,安然回府,得了个清贵的职位,已经靠边站了。
杀害萧范的那两个凶手,建平王萧大球、绥建王萧大挚,因为自己拿不出有力地证据,无法证明自己对萧范的指控属实,罪无可赦,已被赐死。
萧范遇害身亡,其“录尚书事”的任命,顺理成章“还给”湘东王萧绎。
太尉、湘东王萧绎,如今转太傅,录尚书事,总领朝纲。
当初萧绎就是辅政藩王,后来因病交权,由鄱阳王萧范录尚书事,如今萧绎再次录尚书事,等于是“权归原主”。
而继任鄱阳王爵的萧嗣,转中抚将军,此为军号第三十三班的重号将军,只授予在京官员,统领军府营兵(部分),镇守建康。
如此任命,别有深意:分兵权,掣肘总领朝纲的“录尚书事”。
为此,小皇帝(太后)得几位大臣建议,对萧嗣“夺情”。
萧范去世,作为嫡长子的萧嗣,按说要为父受丧,不能担任职务。
但是,因为当年旧例,继位为鄱阳王的萧嗣,“夺情”后任中抚将军,镇守京城,为国分忧,不能守丧。
守丧之责,由他的弟弟们分担。
所谓的“旧例”,指的是三十多年前的一件事。
当时还是鄱阳世子的萧范到益州上任,经过荆州时,时任荆州刺史的鄱阳王萧恢(萧嗣的祖父)去世。
按礼,萧范应该护送亡父灵柩回京,并为父守丧。
但是高祖“夺情”,让萧范继续前往成都任职,而萧恢的灵柩,由其他儿子护送回建康。
有了这个旧例,此次小皇帝(太后)“夺情”,让继位为鄱阳王的萧嗣,担任中抚将军,掌管一部分军府营兵,镇守建康。
如此安排,是很正常的权力制衡,目的是掣肘录尚书事的湘东王,以防有变。
可以说,萧嗣在太后看来,还是可以信任的,不然不会把城防职权,分给萧嗣一部分。
这一点很重要,涉及到建康城内的兵权制衡。
建康分为外城、内城,内城即台城,台城里是各部官署、武库、太仓,以及皇宫。
皇宫禁卫将领,多为东宫故人,听命于太后,所以太后对宫禁有把握。
却依旧要提防有人控制台城禁卫,对皇宫实行“关门打狗”。
如今五位辅政大臣,不是尚书令却录尚书事的太傅、湘东王,有“关门打狗”的可能,必须对其掣肘,即分兵权。
掌机要、诏诰的中书舍人、中书侍郎,以及分管尚书省事务的尚书侍郎,这三位辅政大臣,并不掌握兵权,无法在兵权上掣肘湘东王。
管着台城禁军的领军将军,为辅政大臣之一,其立场如何,关系着台城被谁控制,虽然有制局掣肘(无制局调令,领军无法调兵),却并不是万无一失。
所以,太后需要另一个人,统领部分外城兵马,表面上看是要掣肘领军将军,实际上是掣肘录尚书事的湘东王。
这就是萧嗣逆转局面之后,所能争取到的最好任用:留在京城任要职,为太后分忧,而不是为父守丧三年,与中枢无缘。
在萧恬、萧谘看来,侄儿如此表现出色,自家前途就有了保障,可以高枕无忧。
几位叔叔登车而去,萧嗣在正门站了一会,转身往王府里走,心中愤愤。
这几个叔叔,都是窝囊废,关键时刻根本就靠不住。
这就是萧嗣的心声,愤怒而无奈。
父亲殚精竭虑经营下来的局面,居然如此不堪一击,此次事变,至亲们的表现极其不堪,导致佐官们也无所适从,应对无力。
曾经以为的牢固高楼,不过是栋梁腐朽的样子货。
然而仅仅归咎于几个叔叔,能有什么用?
他父子确实有想法,所以精心准备了多年,尤其萧范接任辅政大臣、录尚书事后,更要有一番作为。
萧嗣本以为此次自己南征岭表,父亲在建康可以很“稳”,结果,没想到对手居然直接在宫里行凶。
父亲一死,高楼瞬间摇摇欲坠,眼见着就要垮了,若不是他得人相助,现在,自己和叔叔以及弟弟们,就要面临灭顶之灾。
所以,杀害父亲的幕后主谋到底是谁?
萧嗣要提防这个敌人。
萧大球和萧大挚,至死都没供认是受了谁的指使,才铤而走险刺杀鄱阳王。
但观其平日言行,不像是自己忽然冲动就杀人的性子,应该是受了什么人的唆使。
南海王萧大临有嫌疑,不过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指使萧大球和萧大挚行凶。
虽然萧大临在萧嗣一番算计之下,恶了太后和湘东王,但并无实据证明萧大临要谋反。
太后以大局为重,宁事息人,放过萧大临,只是让其靠边站。
萧嗣也觉得,萧大临不像是幕后主谋,所以,心中丝毫不敢放松,提防那个藏头露尾的敌人。
转到书房,一人已经恭候多时。
萧嗣让人守在门外,随后向那人郑重行礼:“此番我鄱阳王府上下数百口人得活,多谢彭城公施以援手。”
在他面前的人,不是彭城公李笠,而是李笠的幕僚长张铤。
张铤替李笠受了萧嗣这动作简单但意义不简单的道谢,随后说:“大王节哀,请以大局为重。”
萧嗣点点头,和张铤分主宾坐下,并将自己写给李笠的一封亲笔信交给对方。
“下官即将返回寒山,不知大王还有何吩咐呢?”
“乐安的铜矿,何时献礼给皇帝为宜?”萧嗣问,张铤回答:“此事,大王可自行把握时机,君侯没有任何意见。”
“那,一旦开采....”萧嗣还是有些犹豫,李笠献给他父亲的大礼,是一棵巨大的摇钱树,他们必须给予对方足够的回报。
可如今父亲去世,他无法“录尚书事”,拿不出大礼来酬谢李笠的善意。
而且这大礼交上去,怕不是会被执掌朝纲的湘东王把功劳抢走。
张铤回答:“君侯相信大王前程似锦,所以,回礼可以等,无所谓旦夕之间。”
“不过,这铜矿之事,要么大王自己一个人知道,要么,就让大伙都知道,否则,必然被人借花献佛。”
道理没错,萧嗣想了想,又问:“彭城公,就没想过回京,入中枢?”
张铤摇摇头:“君侯在朝中毫无根基,四处请托以回京,不过是自取其辱。”
“且京城是非之地,纷乱不已,君侯还有许多事情要做,没心思浪费精力在京城。”
说着说着,他笑起来:“况且,诸位皇叔对于辅政之位虎视眈眈,君侯一个武人也来掺和,怕不是被视作仇寇,如此,岂不是自讨麻烦?”
萧嗣觉得张铤没说实话,至少十句话中有一句是假的。
李笠要是不想回京,如何会关心建康时局,怎么会第一时间得知他父亲出事?
怎么会用飞鸽传书往番禺传递消息、建议他立刻乘船北上回建康?
据说这信鸽,还是李笠手下商贾到广州经商时养的,定期送到鄱阳,为的是和鄱阳通消息,及时掌握行情,方便倒卖海外香药等舶来品。
再说了,如果李笠不对中枢有想法,为何派张铤秘密来建康,为他出谋划策?
萧嗣觉得,李笠应该有浑水摸鱼的想法,以获取更大好处,目的就是入中枢。
只是觉得水不够浑,便想再等等。
这没什么,萧嗣觉得人总是要有索求才正常,任何官员,都不会甘于一辈子待在地方,想要入中枢,合情合理。
可李笠的一个要求,让萧嗣觉得奇怪:李笠‘希望’他若逆转局面后,不要祸及无辜,如果没有真凭实据,不能编造证据对先帝子孙动手。
这个要求,让萧嗣觉得百味杂陈。
或许李笠还念着先帝恩情,亦或是良心过去不,所以才派张铤来出谋划策的同时,作为“监工”,提醒他不要乱来。
所以,既然根据南海王妾弟何瑗所说,南海王似乎事前不知情,不太像是杀害他父亲的主谋,萧嗣便没有布局弄死萧大临。
只是借助留声机这一宝物,设套套南海王的话,让其得罪太后和湘东王。
而李笠的这一要求,让他觉得李笠是有感情的人,不是冷血无情的妖怪。
不一会,张铤告退,依旧扮做菜贩,在萧嗣心腹的安排下,从后厨小门出了王府。
萧嗣独坐书房,想着这几日以来的经历,只觉后怕。
还好,李笠这次出手相助。
张铤得了李笠的吩咐,暗中赶到建康,等着他回来,并为他出谋划策。
他照做了,策略很有效:一举两得。
先是布局,让萧大临以为大难将至,便无所顾忌骂太后。
然后因为另一个布局,导致湘东王与其翻脸,终于,萧嗣化险为夷,此为一得。
不仅如此,因祸得福,得太后信任,夺情、留京任要职,掣肘湘东王,此为第二得。
第二得,是因为萧大临骂太后,让太后意识到小叔子们对幼帝即位的不满,也不敢再相信这些小叔子。
那么,辅政藩王就只能是湘东王来做。
而鄱阳王一系人员在此事变中,表现极差,几乎是手无缚鸡之力,不堪一击。
萧嗣即便赶回建康,也只能孤身入宫,跪求太后给个自证清白的机会。
这就让太后认为,鄱阳王父子及其门生故吏,其实只是乌合之众,比起虎视眈眈的小叔子们,以及同样门生故吏众多的湘东王,无法构成太大威胁。
加上湘东王重新“录尚书事”,太后就需要个有一定分量的旁支宗室,率领军府营兵镇守外城,掣肘湘东王。
所以,萧嗣被“夺情”,不用辞官、为父守丧,成了太后平衡中枢权力的一个筹码。
这就是李笠为他所拟策略,效果自不必说。
萧嗣想着想着,感慨万千,又想起了一件往事。
那年,还只是一个鱼梁吏的李笠,因为鄱阳王府管事詹良遇害一案身陷囹吾。
但这件事却间接引发了三位藩王之间的争斗,弄得鸡飞狗跳。
现在,他越想,越觉得这件事会闹得这么大,恐怕早在李笠算计之中:李笠一定布了局。
十几年前的李笠,就有如此心计和谋略,现在,他面对几乎无法破解的危局,对方的简单策略,轻而易举就把他逆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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