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三十四章 量入为出
下午,书房,赵孟娘向李笠汇报家中“第一季度”的开支情况,以便让李笠对家里财务状况有个大概了解。
薛月嫦作为副手,协助赵孟娘汇报。
正所谓“家大业大开销大”,李笠虽然有很多产业,如同一株株摇钱树给他带来大量收入,但与此同时,开支也很大。
维持彭城公府邸的“运行”,日常开支少不了,但比起养兵的开支,那就是个小数目。
一如这个时代的惯例,李笠养着部曲,数量不少,又养马,开支更是比养部曲多了许多,所以彭城公府在日进斗金的同时,也在“日出斗金”。
为了加强财务管理(即理财),控制开支和成本,彭城公府邸实行“财务预算制”。
其中包括预算管理,以及预算、核算制度。
预算,就是每年的特定日期(譬如年底),对来年可能产生的开支进行预估,定出可能的开支额度。
决算,就是预算时间期满时(第二年一年),对当年预算的实际情况进行核算,确认收支是盈余、亏损还是持平。
并作为下一次预算的基础。
基于成本控制的目的,李笠实行开支“季度跟踪”制度:
将一年分为四个季度,每个季度结束后,次月月底前,必须对上个季度的开支进行粗略统计。
一旦发现开支大幅超出季度预算,必须尽快找出原因,并采取对策,控制开支(成本)的异常波动。
所以,合理的财务管理制度,可以有效控制成本,
这项工作,由赵孟娘来承担,算是“财务监督”,因为“内当家”是夫人黄姈,监督者得换个人来。
但赵孟娘本身也分管部分产业,事务繁忙,李笠让薛月嫦也参与“财务监督”。
大概听了一会,李笠知道“第一季度”家中的开支并无异常,很满意,打算结束这场“小会”。
但薛月嫦的表现欲望极强,想要汇报一些事情,李笠不想打击对方的积极性,便继续听下去。
听着听着,走了神。
财务管理,对于个人/家庭而言是“理财”,对于国家来说,是升级版的理财。
无论是个人、家庭还是国家,理财无非两个观点:量入为出,量出为入。
量入为出,即有多少钱就花多少;量出为入,即要花多少钱,就想办法攒够这个数目。
在现代,月收入三千的人,为了买售价八千的手机,有两种办法:第一种,攒钱,攒够钱再买手机,这可以看作是量入为出。
第二种,刷信用卡买手机,然后分期慢慢还款,来个“早买早享受”,这可以看作是量出而入的一种方式。
把个人换成王朝,同理。
西汉时记录先秦礼制的《礼记·王制》有“用地小大,视年之丰秏。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,量入以为出”的内容。
所以,自先秦以来到现在(南北朝),历代朝廷的财政管理,大体遵循量入为出的原则。
量入为出,关键在“入”。
在农业社会,无论朝廷税收还是家庭收入,都受到农业产出季节性和数量的限制。
收入成为硬约束,量入为出是逻辑的必然,也是生产力不发达的反映。
同时,在封建王朝体制下,“事无巨细皆决于上”,官府的职能边界难以有效界定,财政支出的数额也就难以合理限定。
只能通过收入水平来制约。
但实际上,当朝廷的开支过大,必然超过正常收入时,财政就会变成量出为入。
譬如皇帝要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以供享乐,于是开支大涨,但又不想慢慢存钱粮,过个几年再动工,于是加大征税、征发劳役的力度,以增加收入、应付开支。
所以,量入为出就变成了量出为入。
梁国的财政管理制度,按说原则是“量入为出”,但因为开支不小,加上币制败坏,所以实际上经常是量出为入。
朝廷把各类负担转嫁给百姓,百姓苦不堪言,于是大量编户民出逃,要么依附豪强大户变成依附民,要么变成居无定所的山湖人。
而巨大的开支,其实许多都未用在实处,财政管理制度,本身就是个大漏勺。
即便现在有了乐安大铜矿,若不把大漏勺换了,以确保节流,那么无论开多少源,都不够用。
所以李笠认为,财政管理制度应该改革了。
最好能换成类似现代政府的财政预算制度,当然,考虑到时代特点,只能是低配版的财政预算制度。
这种事得一步步来,所以需要分阶段试行,第一步,就是从自己家做起。
他在家里实行预算、决算制度,就是为了控制成本,且这制度已经先在产业经营中试用多年。
然后,在徐州生根发芽,成为州廨试行的有效财政制度。
与此同时,徐州军府的财务管理,也试行该制度,经过不断完善,预算、决算制已经具备了进一步推广的条件。
所以,总税司的财务管理,也实行该制度。
有朝一日,时机成熟,就要在国家层面实行,目的是确保财政盈余,控制行政成本。
若一个国家的朝廷,无法有效控制行政成本,那么迟早会因为入不敷出,养不起军队、无法赈济灾民,亡于内忧外患之中。
改朝换代后,要是继续用若大漏勺的财政管理制度,那么新朝接手的,依旧是个烂摊子。
然而,想要在国家层面上大刀阔斧改革财政制度,可没有这么简单。
因为预算、决算这种概念,古来有之,并不稀奇,但财政依旧实行“量入为出”,这是传统。
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,是有原因的。
历朝历代掌管财务的官员,都必然明白预算、决算这两个概念,并有一个名词“度支”,以及相应的中央官署。
度支,规划计算开支,梁国有度支尚书,领度支、殿中、金部、仓部四曹,掌管全国财赋的统计和支调。
度支曹为国家财计主管机构,而地方上,郡(以及封国)有上计吏,在郡守(内史)之下专管财政记账,掌握地方财政收入数字。
并负责收集属地财政数字,设有专门的“上计簿”,用以向京师呈报。
以便中枢对地方财政收入进行核算。
但是,自古以来,历代朝廷的财政,实行“量入为出”的制度,更进一步的财政预算制度,却实行不起来。
这不是理财能手们不想实行,而是现实条件决定了要实行财政预算、决算制,根本就执行不下去。
一,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,受天气影响很大,随着年景而出现的丰收或歉收,使得财政预算难以做到相对准确预估。
二,财政收入里,收入有两种,一是税(田租、户调以及商税、杂税),二是劳役。
税好统计、预估,可劳役役却做不到。
劳役、杂役的实现,需要征发百姓来服役,但无法对服役结果进行准确评估。
因为百姓以亲身应役的方式,修建的桥梁、房屋、水利设施,根本就无法纳入财政总账。
若把百姓亲身应役服役排除在预算外,不是不行,可百姓缴纳代役钱、官府以此雇人代役
而产生的费用,怎么算,是个问题。
三,皇帝的为所欲为,使得开支无法控制。
皇帝对功臣、近亲、佞幸的赏赐,既无常例所循,也无数额限制,全凭皇帝的一时之念。
动辄赏赐若干顷良田、若干封户,或直接赐予金银珠宝或绢帛,所以会导致开支失控。
四,皇帝私库和朝廷国库界限模糊不清,国家公用和皇帝私用分不清楚。
从制度上说,自古以来,历代朝廷的财政有两大管理系统,其一是国库,其二是皇帝私库。
掌管国家公用的是大司农,掌管皇室费用的是少府,这是汉时制度。
但实际运行中,少府系统经常侵占大司农系统所属的财物、财政收入,甚至皇帝自己也带头“化公为私”。
直接将各官署的财物乃至国库收入挪用,用来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,譬如营造宫殿、园林。
或者如梁武帝萧衍那样,一言不合就出家,迫使大臣们花公帑来赎,前后四次,直接导致国库少了亿万钱。
所以,除非君主立宪,有效限制皇帝乃至皇族的行为,财政预算制度才能真正在国家层面有效实行。
然而在这个时代,不可能有君主立宪制的政体,也不太可能有严格自律的皇帝、皇族,必然无法实行有效的财政预算制度。
李笠看着手中的资料,听着薛月嫦的汇报,只觉有些无奈。
这个时代,不适用许多他熟悉的制度,硬要上马,必然“水土不服”。
但是,财政/财务预算制度,还是可以在许多地方实行的。
。。。。。。
淮水南岸,钟离,陪着皇帝来此巡视的大将军李笠,站在城头上,看着城外淮水,想起当年自己攻打钟离的情景。
一眨眼,十来年过去,当年的小小二班材官将军,如今已是十八班的大将军。
旁边,皇帝萧询正听北道行台尚书王僧辩介绍钟离的备战情况。
北道行台,治所设在钟离,管辖、处理两淮地区军政事务,还负责编练府兵,为北伐做准备。
王僧辩自就任以来,一直很忙,钟离城经过不断建设,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。
所以,如今的钟离城,已不是是李笠当年攻破的那座城,城池规模大了许多,也坚固了许多。
但在李笠看来,也不过如此:在火炮面前,所谓的固若金汤依旧是个笑话。
李笠收回发散的思绪,依旧看着城外淮水。
他来之前,因为看过资料,所以没什么想问的,此时身处钟离城,想的是日后河南战役发动后,在这里出征的北伐大军,阵容会有多么盛大。
按作战方案,梁军会分三路北上,进攻河南,皇帝所在的中路军会以钟离为起点,沿着涡水北上,抵达亳州州治小黄。
然后,皇帝驻跸小黄,中路军前军会同亳州军一道,和东边的徐州军、右边的豫州军同时北上,对河南发动进攻。
先占地盘,扛住齐军的后续反扑,根据“徐州经验”,构筑河南防线,将河南地区稳稳的吃下。
李笠琢磨着河南战役,王僧辩也在向皇帝介绍北伐的准备情况。
两淮地区行府兵制,今年秋天,行台就要组织各地府兵前往淮阴,向皇帝展示府兵的操练成果。
若表现尚可,稳妥起见,明年,就能发动北伐。
但王僧辩希望今年秋冬就能开打,他趁着皇帝出巡到此,表明态度,当然,话不能说得太直接。
他认为今年两淮地区就能做好北伐准备,理由有三:
其一,吸纳两淮豪强编成的府兵堪用,只要开战后,徐州军能从侧翼稳住战局,那么以府兵为中坚的中路军,就做到稳扎稳打。
其二,两淮地区准备充分,这准备充分,既指两淮地区的粮草、物资准备充足,也包括可征发、调动的人员充足。
其三,他判断周国极大概率在秋后对齐国发动进攻,官军正好可以趁机进攻。
萧询听了这三点理由,对第二点有些好奇:北道行台才成立一年多,怎么两淮就准备充分了?
这也是让陪同巡视的江夏王萧大款等大臣好奇的地方。
王僧辩的回答很简单:因为和制度变革有关。
朝廷在两淮行府兵制,又以淮阴为行在,皇帝亲临淮南,一番举措,让两淮的百姓,看到朝廷北伐的决心。
也让两淮各地豪族、大户有了为国效命的机会。
于是,豪族、大户子弟踊跃投军,其所带部曲本就能战,又自备马匹,编为府兵后,加强训练,实力不敢说很强,但也不弱。
且豪强们自己有存粮,平日养兵、养马不费朝廷一粒米,那么两淮各地官府,就能存下更多的粮食。
除此之外,北道行台效法徐州,实行财政预算制度,对于成本的控制做得很好,节省了大笔钱粮开支,存下来,也是不小的数目。
而且,根据作战规划,河南战役开始后,北伐军的后勤,也将实行财务预算制度、管理制度。
完全可以将开支,控制在两淮地区能承受的范围内。
当然,随着战事变化,开支必然也会变化。
但根据徐州军历年作战的后勤管理经验,预算管理制度若严格执行,战时正常的后勤开支,可以较好控制。
做到量入为出。
萧询听了,心中高兴,萧大款听了,有些怀疑:不过是个预算管理制度,有这么神奇么?
打起仗来,各种突发事件层出不穷,开支蹭蹭蹭的涨,哪里是想管就能管住的?
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,不止萧大款一个,李笠看得出这帮人不信,面上不吭声,腹诽:光靠制度当然不行,得靠一支高效的执行队伍。。
至于何时打仗,他认为一切都要等秋后皇帝校阅府兵后再说。
但是,用预算制度来加强后勤的财务管理、加强成本控制,确实不错,这是实践出来的结果,不是他做白日梦。
比起在国家层面,在基层实行预算制度,更切合实际。
战时后勤财务管理,同样可以通过预算制度加强,前提是预算要做好,并且能打胜仗,不然,什么都是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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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月嫦作为副手,协助赵孟娘汇报。
正所谓“家大业大开销大”,李笠虽然有很多产业,如同一株株摇钱树给他带来大量收入,但与此同时,开支也很大。
维持彭城公府邸的“运行”,日常开支少不了,但比起养兵的开支,那就是个小数目。
一如这个时代的惯例,李笠养着部曲,数量不少,又养马,开支更是比养部曲多了许多,所以彭城公府在日进斗金的同时,也在“日出斗金”。
为了加强财务管理(即理财),控制开支和成本,彭城公府邸实行“财务预算制”。
其中包括预算管理,以及预算、核算制度。
预算,就是每年的特定日期(譬如年底),对来年可能产生的开支进行预估,定出可能的开支额度。
决算,就是预算时间期满时(第二年一年),对当年预算的实际情况进行核算,确认收支是盈余、亏损还是持平。
并作为下一次预算的基础。
基于成本控制的目的,李笠实行开支“季度跟踪”制度:
将一年分为四个季度,每个季度结束后,次月月底前,必须对上个季度的开支进行粗略统计。
一旦发现开支大幅超出季度预算,必须尽快找出原因,并采取对策,控制开支(成本)的异常波动。
所以,合理的财务管理制度,可以有效控制成本,
这项工作,由赵孟娘来承担,算是“财务监督”,因为“内当家”是夫人黄姈,监督者得换个人来。
但赵孟娘本身也分管部分产业,事务繁忙,李笠让薛月嫦也参与“财务监督”。
大概听了一会,李笠知道“第一季度”家中的开支并无异常,很满意,打算结束这场“小会”。
但薛月嫦的表现欲望极强,想要汇报一些事情,李笠不想打击对方的积极性,便继续听下去。
听着听着,走了神。
财务管理,对于个人/家庭而言是“理财”,对于国家来说,是升级版的理财。
无论是个人、家庭还是国家,理财无非两个观点:量入为出,量出为入。
量入为出,即有多少钱就花多少;量出为入,即要花多少钱,就想办法攒够这个数目。
在现代,月收入三千的人,为了买售价八千的手机,有两种办法:第一种,攒钱,攒够钱再买手机,这可以看作是量入为出。
第二种,刷信用卡买手机,然后分期慢慢还款,来个“早买早享受”,这可以看作是量出而入的一种方式。
把个人换成王朝,同理。
西汉时记录先秦礼制的《礼记·王制》有“用地小大,视年之丰秏。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,量入以为出”的内容。
所以,自先秦以来到现在(南北朝),历代朝廷的财政管理,大体遵循量入为出的原则。
量入为出,关键在“入”。
在农业社会,无论朝廷税收还是家庭收入,都受到农业产出季节性和数量的限制。
收入成为硬约束,量入为出是逻辑的必然,也是生产力不发达的反映。
同时,在封建王朝体制下,“事无巨细皆决于上”,官府的职能边界难以有效界定,财政支出的数额也就难以合理限定。
只能通过收入水平来制约。
但实际上,当朝廷的开支过大,必然超过正常收入时,财政就会变成量出为入。
譬如皇帝要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以供享乐,于是开支大涨,但又不想慢慢存钱粮,过个几年再动工,于是加大征税、征发劳役的力度,以增加收入、应付开支。
所以,量入为出就变成了量出为入。
梁国的财政管理制度,按说原则是“量入为出”,但因为开支不小,加上币制败坏,所以实际上经常是量出为入。
朝廷把各类负担转嫁给百姓,百姓苦不堪言,于是大量编户民出逃,要么依附豪强大户变成依附民,要么变成居无定所的山湖人。
而巨大的开支,其实许多都未用在实处,财政管理制度,本身就是个大漏勺。
即便现在有了乐安大铜矿,若不把大漏勺换了,以确保节流,那么无论开多少源,都不够用。
所以李笠认为,财政管理制度应该改革了。
最好能换成类似现代政府的财政预算制度,当然,考虑到时代特点,只能是低配版的财政预算制度。
这种事得一步步来,所以需要分阶段试行,第一步,就是从自己家做起。
他在家里实行预算、决算制度,就是为了控制成本,且这制度已经先在产业经营中试用多年。
然后,在徐州生根发芽,成为州廨试行的有效财政制度。
与此同时,徐州军府的财务管理,也试行该制度,经过不断完善,预算、决算制已经具备了进一步推广的条件。
所以,总税司的财务管理,也实行该制度。
有朝一日,时机成熟,就要在国家层面实行,目的是确保财政盈余,控制行政成本。
若一个国家的朝廷,无法有效控制行政成本,那么迟早会因为入不敷出,养不起军队、无法赈济灾民,亡于内忧外患之中。
改朝换代后,要是继续用若大漏勺的财政管理制度,那么新朝接手的,依旧是个烂摊子。
然而,想要在国家层面上大刀阔斧改革财政制度,可没有这么简单。
因为预算、决算这种概念,古来有之,并不稀奇,但财政依旧实行“量入为出”,这是传统。
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,是有原因的。
历朝历代掌管财务的官员,都必然明白预算、决算这两个概念,并有一个名词“度支”,以及相应的中央官署。
度支,规划计算开支,梁国有度支尚书,领度支、殿中、金部、仓部四曹,掌管全国财赋的统计和支调。
度支曹为国家财计主管机构,而地方上,郡(以及封国)有上计吏,在郡守(内史)之下专管财政记账,掌握地方财政收入数字。
并负责收集属地财政数字,设有专门的“上计簿”,用以向京师呈报。
以便中枢对地方财政收入进行核算。
但是,自古以来,历代朝廷的财政,实行“量入为出”的制度,更进一步的财政预算制度,却实行不起来。
这不是理财能手们不想实行,而是现实条件决定了要实行财政预算、决算制,根本就执行不下去。
一,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,受天气影响很大,随着年景而出现的丰收或歉收,使得财政预算难以做到相对准确预估。
二,财政收入里,收入有两种,一是税(田租、户调以及商税、杂税),二是劳役。
税好统计、预估,可劳役役却做不到。
劳役、杂役的实现,需要征发百姓来服役,但无法对服役结果进行准确评估。
因为百姓以亲身应役的方式,修建的桥梁、房屋、水利设施,根本就无法纳入财政总账。
若把百姓亲身应役服役排除在预算外,不是不行,可百姓缴纳代役钱、官府以此雇人代役
而产生的费用,怎么算,是个问题。
三,皇帝的为所欲为,使得开支无法控制。
皇帝对功臣、近亲、佞幸的赏赐,既无常例所循,也无数额限制,全凭皇帝的一时之念。
动辄赏赐若干顷良田、若干封户,或直接赐予金银珠宝或绢帛,所以会导致开支失控。
四,皇帝私库和朝廷国库界限模糊不清,国家公用和皇帝私用分不清楚。
从制度上说,自古以来,历代朝廷的财政有两大管理系统,其一是国库,其二是皇帝私库。
掌管国家公用的是大司农,掌管皇室费用的是少府,这是汉时制度。
但实际运行中,少府系统经常侵占大司农系统所属的财物、财政收入,甚至皇帝自己也带头“化公为私”。
直接将各官署的财物乃至国库收入挪用,用来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,譬如营造宫殿、园林。
或者如梁武帝萧衍那样,一言不合就出家,迫使大臣们花公帑来赎,前后四次,直接导致国库少了亿万钱。
所以,除非君主立宪,有效限制皇帝乃至皇族的行为,财政预算制度才能真正在国家层面有效实行。
然而在这个时代,不可能有君主立宪制的政体,也不太可能有严格自律的皇帝、皇族,必然无法实行有效的财政预算制度。
李笠看着手中的资料,听着薛月嫦的汇报,只觉有些无奈。
这个时代,不适用许多他熟悉的制度,硬要上马,必然“水土不服”。
但是,财政/财务预算制度,还是可以在许多地方实行的。
。。。。。。
淮水南岸,钟离,陪着皇帝来此巡视的大将军李笠,站在城头上,看着城外淮水,想起当年自己攻打钟离的情景。
一眨眼,十来年过去,当年的小小二班材官将军,如今已是十八班的大将军。
旁边,皇帝萧询正听北道行台尚书王僧辩介绍钟离的备战情况。
北道行台,治所设在钟离,管辖、处理两淮地区军政事务,还负责编练府兵,为北伐做准备。
王僧辩自就任以来,一直很忙,钟离城经过不断建设,有了脱胎换骨的变化。
所以,如今的钟离城,已不是是李笠当年攻破的那座城,城池规模大了许多,也坚固了许多。
但在李笠看来,也不过如此:在火炮面前,所谓的固若金汤依旧是个笑话。
李笠收回发散的思绪,依旧看着城外淮水。
他来之前,因为看过资料,所以没什么想问的,此时身处钟离城,想的是日后河南战役发动后,在这里出征的北伐大军,阵容会有多么盛大。
按作战方案,梁军会分三路北上,进攻河南,皇帝所在的中路军会以钟离为起点,沿着涡水北上,抵达亳州州治小黄。
然后,皇帝驻跸小黄,中路军前军会同亳州军一道,和东边的徐州军、右边的豫州军同时北上,对河南发动进攻。
先占地盘,扛住齐军的后续反扑,根据“徐州经验”,构筑河南防线,将河南地区稳稳的吃下。
李笠琢磨着河南战役,王僧辩也在向皇帝介绍北伐的准备情况。
两淮地区行府兵制,今年秋天,行台就要组织各地府兵前往淮阴,向皇帝展示府兵的操练成果。
若表现尚可,稳妥起见,明年,就能发动北伐。
但王僧辩希望今年秋冬就能开打,他趁着皇帝出巡到此,表明态度,当然,话不能说得太直接。
他认为今年两淮地区就能做好北伐准备,理由有三:
其一,吸纳两淮豪强编成的府兵堪用,只要开战后,徐州军能从侧翼稳住战局,那么以府兵为中坚的中路军,就做到稳扎稳打。
其二,两淮地区准备充分,这准备充分,既指两淮地区的粮草、物资准备充足,也包括可征发、调动的人员充足。
其三,他判断周国极大概率在秋后对齐国发动进攻,官军正好可以趁机进攻。
萧询听了这三点理由,对第二点有些好奇:北道行台才成立一年多,怎么两淮就准备充分了?
这也是让陪同巡视的江夏王萧大款等大臣好奇的地方。
王僧辩的回答很简单:因为和制度变革有关。
朝廷在两淮行府兵制,又以淮阴为行在,皇帝亲临淮南,一番举措,让两淮的百姓,看到朝廷北伐的决心。
也让两淮各地豪族、大户有了为国效命的机会。
于是,豪族、大户子弟踊跃投军,其所带部曲本就能战,又自备马匹,编为府兵后,加强训练,实力不敢说很强,但也不弱。
且豪强们自己有存粮,平日养兵、养马不费朝廷一粒米,那么两淮各地官府,就能存下更多的粮食。
除此之外,北道行台效法徐州,实行财政预算制度,对于成本的控制做得很好,节省了大笔钱粮开支,存下来,也是不小的数目。
而且,根据作战规划,河南战役开始后,北伐军的后勤,也将实行财务预算制度、管理制度。
完全可以将开支,控制在两淮地区能承受的范围内。
当然,随着战事变化,开支必然也会变化。
但根据徐州军历年作战的后勤管理经验,预算管理制度若严格执行,战时正常的后勤开支,可以较好控制。
做到量入为出。
萧询听了,心中高兴,萧大款听了,有些怀疑:不过是个预算管理制度,有这么神奇么?
打起仗来,各种突发事件层出不穷,开支蹭蹭蹭的涨,哪里是想管就能管住的?
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,不止萧大款一个,李笠看得出这帮人不信,面上不吭声,腹诽:光靠制度当然不行,得靠一支高效的执行队伍。。
至于何时打仗,他认为一切都要等秋后皇帝校阅府兵后再说。
但是,用预算制度来加强后勤的财务管理、加强成本控制,确实不错,这是实践出来的结果,不是他做白日梦。
比起在国家层面,在基层实行预算制度,更切合实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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