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二十五章 体制
午后,李笠和皇太子李昉闲谈,谈起一个历史人物——刁雍。
刁雍,为晋(东晋)尚书刁协的曾孙,刁氏于中原战乱之际南迁京口,号为“京口之蠹”。
而京口,为北府兵的驻扎地。
某年,刁雍那家财万贯、良田无数的伯父刁逵,因为一个大头兵欠债还不起,便将其绑在树上当众鞭挞,以儆效尤。
那个大头兵,名叫刘裕。
后来,刘裕发达了,成了执掌朝政的权臣,当然忘不了那次羞辱,于是,刁氏迎来了灭顶之灾。
与此同时,晋国也即将走到末路,晋国宗室司马休之对抗权臣刘裕失败,逃入秦国,刁雍便跟着入秦。
之后逃入魏国,成了魏国的官员。
刁雍主动请缨,到黄河南岸(魏、晋边境)驻防,专门和刘裕对着干。
刘裕代晋建宋,即刘氏宋国,那年,刁雍大概是三十岁。
时光流逝,当刁雍快九十岁的时候,刘宋灭亡。
他看着那个大头兵发迹、掌权、建国,又看着仇人建立的国家,陷入太子弑父、宗室相残、最后被人取而代之。
亲眼看着仇人的家业灰飞烟灭,可谓一大快事,五年后去世的刁雍,想来是死而无憾。
此外,还有一个人,见证了刘宋从建国到灭亡的过程——琅琊王琨。
刘裕代晋建宋时,王琨大概二十岁,作为高门子弟,当时已经当官,为郎中,亲历晋帝禅让、刘裕受禅。
当他快八十岁时,又亲历宋、齐更替,见证了群臣劝进、宋帝禅让、权臣勉为其难受禅称帝的全过程。
所以,刁雍和王琨,是经历或见证晋、宋、齐三代更迭的人。
其实,有这种经历的人不在少数,无非是不出名而已。
而萧氏齐国的国祚只是二十来年,所以经历宋、齐、梁三代的人更多,譬如梁武帝萧衍。
宋、齐换代时,萧衍十五六岁,作为兰陵萧氏子孙,算是齐国的远支宗室,后来取而代之,建立梁国,自然是“历经三代”。
南朝的朝代更替很快,但与此同时,北边的魏国,经历了晋、宋、齐、梁,国祚明显比南边几个朝代长的多,这是为什么?
李笠谈起几个“超长待机”历史人物,以及北魏国祚比南方朝代明显长很多之目的,就是要让儿子思考。
让儿子想想,李氏楚国的国祚,能有几年?
对此,李昉针对南方王朝短命这一事实,给出分析,认为南方朝代国祚短的原因主要是两点:
一,宗室内讧,互相残杀,皇帝和宗室之间势同水火,导致外人有机可乘。
二,地方势力尾大不掉,要么地域军政集团造反,要么地方豪族撺掇出镇宗室参与权力斗争,这就加剧了国家的内讧。
于是,每一次内战,都会导致国力下降,导致失败方的部分官员投敌。
而这些官员每一次投敌、跑到北边,都一些地盘拿当见面礼。
譬如刘宋时投魏的徐州刺史薛安都,导致徐州乃至淮北地区从此沦为北方国土。
萧齐末年,南兖州刺史裴叔业,因为忧惧少帝萧宝卷对自己赶尽杀绝,举州投魏,导致寿阳这一淮南重地落入魏国之手。
而梁国为了拿回寿阳,花了三十多年时间,期间还搞出个大事件。
梁国在寿阳下游淮水河段筑浮山堰,蓄水灌寿阳,结果浮山堰垮,大水席卷下游两岸梁国州郡地区,造成巨大的人员、财产损失。
所以,正是因为南朝历代的不断内讧,导致国力日衰,北境国土不断丢失,国境线不断南移。
说到这里,李昉主动引申出另一个问题:梁武帝建国后,为何宽纵宗室、权贵、高门子弟?
因为梁武帝看出南方朝廷存在的弊病:宗室内讧,地方和中枢内讧,导致北方不断占便宜。
梁武帝看到了病因,开出的药方就是宽纵宗室、权贵、高门子弟,尽可能避免内讧。
朝廷给他们舒舒服服过日子的特权、待遇,甚至违法乱纪都不会受到实质性的处罚,以此换得一团和气。
这一办法,看上去还是不错的,加上梁武帝寿命长,所以在其治下,南方迎来了近五十年的和平,国力大幅上升。
但是,一片繁花似锦的表象下,是日益尖锐的国内矛盾,富贵人家的生活穷奢极欲,寻常百姓被压榨得痛不欲生。
与此同时,人才选拔体制虽然有所改进,但九品中正制还在起作用,许多寒族和地方豪族,根本就没有入仕、升迁途径。
即便入仕,也是流外官,想做流内官而不得,可那些高门士族子弟,凭着出身、门第,出仕就是流内官。
武人在战场上拼死拼活立军功,也不过得个低班秩的杂号将军,而世家子弟,骑不得马,射不得箭,一出仕,起家就是高班秩的将军号。
如此不公,导致地方豪族以及寒族产生不满情绪。
当地方豪族、大量寒族发现在体制内,无法争取自己的利益和前途时,当大量百姓被沉重的赋税、劳役压得喘不过气时。
当宗室欲壑难平,不满足于各种特权待遇时,梁国的国内矛盾,已经积累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:人心思乱。
宗室希望乱,自己才好更进一步,坐上那个位置;
地方豪族、寒族希望乱,自己才有机会接近权力中枢,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;
百姓希望乱,希望那些骑在他们头上吸血吃肉、作威作福的人上人,全家都死在战乱中。
人心思乱,国内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,就很容易被某个突发事件引爆。
所以,侯景以不到一千残兵入梁,造反后却能够迅速南下,攻入建康。
围困台城时,已经拥兵十余万。
而勤王大军虽然兵力更多,但表现极其拉胯,问题出在哪里?
出在有人希望借助侯景这把刀,干掉皇帝、皇太子,干掉中枢,自己才好浑水摸鱼。
所以,不是侯景能打,否则当初侯景坐镇河南、拥兵十余万时,怎么连淮水都过不了?
是因为他才有不到千余残兵,在梁国国内那些心怀鬼胎的派系看来,就是一把用完便扔的杀人刀。
侯景能在短时间内,兵力从不到千余,瞬间膨胀到十几万,并围了台城,是因为梁国国内无数对现状不满的人,把侯景送到建康城下的。
“说到底,还是体制问题,历代都是如此。”李昉把论据列了一通,给出论点:
“高门士族把持着人才选拔途径,以武晋升的渠道又很难走,导致地方豪族和寒族子弟在体制内看不到入仕、升迁的前途,就只能另辟蹊径,选择投机。”
“高风险高回报的投机,就是造反、政变。”
“地方豪族撺掇外镇的宗室造反,寒族出身的佐官佐吏鼓动府主造反,甚至大量不得志的士族,也撺掇某位皇子、宗室夺位。”
“只有这样,他们才能获得高额的回报,成为新朝或者新皇帝的肱骨之臣,实现人生的大跨越。”
“当国内局势稳定时,这些人没有机会,所以,他们选择投机,人心思乱。”
“这才是病灶,体现出来的症状,就是历代总是摆脱不了的噩梦,宗室残杀,地方和中枢不断内战。”
说了一番,李昉对父亲所开出另一个治病药方夸赞起来。
朝廷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,分士、庶两榜,给了士、庶子弟一个公平的入仕渠道,之后的晋升,也不在看中门第,而是看重政绩。
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读得了书、读得好书,于是,朝廷又给了“武”这条通道。
凭军功可以入仕,且文武可以转换,缩短将军号的阶梯,无军功不得封爵,一些列措施,使得寒族以及根本不识字的平民,有了体制内稳妥的“卖命”升迁途径。
开设军校、低门槛的入学资格,军校毕业生直接为尉官,等等,让勋贵、官宦们众多子弟的入仕、升迁有了保障。
子孙后代入仕有了保障,勋贵、官宦们也就放了心。
也让起于行伍的兵卒,有了从兵变将的机会,这种机会,不是来自自己依附的将领、而是来自体制。
当社会的各阶层,都在新体制下,安稳地获取相对公平、通畅的入仕、升迁渠道,可以按规矩接近、进入权力中枢,维护、争取自己的利益,他们为何还要投机?
李笠对儿子的夸赞不感冒,他看重的是儿子能想通事情的关键,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毕竟若大家业,将来总要交到儿子手中,如果儿子成了如同隋炀帝那样的败家子,那么他毕生的努力,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。
至于儿子给出的结论,李笠有看法:“投机是肯定会投机的,这是人的本性,因为人性是逐利的,而暴利的诱惑,总是吸引那些胆大的人。”
“即便这新体制稳定下来,也不会缺政治投机的人。”
“目前新体制若能稳固实行,只是初步解决了大环境的问题,但是,政治投机,防不胜防,什么体制都无法杜绝。”
“为什么呢?风险大,回报高,对于某些人来说,是难以抵挡的诱惑。”
“与其寒窗苦读十余载,参加科举博个金榜题名,然后在官场熬资历慢慢升迁,亦或是从军,在战场上玩命军功,还不如...”
李笠看着儿子,一字一句说:“还不如,想办法接近皇帝、储君,投其所好做恩幸,凭着南朝历代‘寒人掌机要’的规矩,直接入中枢,参与决策。”
“这条路的回报,你说高不高?”
“或者,作为某个皇子的亲信,策划夺嫡,文夺或武夺,武夺的话,在地方上起兵的难度极大,但在京城发动宫变,不是不可能。”
“发动宫变,所需投入的兵力相对少很多,数日内就能见结果,若是用做买卖的话来说,就是成本低、变现快、收益超高,你说这买卖会没人想做么?”
“或者,身为皇帝近臣,在其弥留之际,篡改遗诏,伪造遗命,要么挤掉即位后可能对自己不利的储君,或者投机,另立新君,以此换得继续受重用...”
“更要命的一点,一旦出现少帝临朝的局面,怎么办?少帝倚重宗室,帝系转移,倚重外臣,朝代更替,怎么避免这种事情发生?”
这是李笠留给儿子的思考题,在明清时期,少帝即位后坐稳江山的概率还是很大的,除了末期,或者出了奇葩。
但在南北朝时期,少帝很难坐稳江山,无数次皇位乃至朝代更迭,无不说明了这点。
李昉想了想,问:“父亲,莫非,这也得靠新体制来解决?”
“是啊,不靠体制,难道靠人?”李笠苦笑起来,“刘宋国祚不到六十年,萧梁多些,但其实,当年侯景若攻破台城,梁国不死也残,国祚估计也不到六十年。”
“就不知,李楚能活过六十年么?毕竟,我们不能保证自己的年龄,恰到好处的结束。”
“也许,父亲活得太长,熬死你,导致将来皇太孙即位,亦或是你在位时间不长,未成年的太子即位,到时候,真是...”
人死如灯灭,他再怎么厉害,死后儿孙坐不坐得稳江山,已经无能为力。
但是,完善、改进体制,尽可能增加“安全系数”,确保国祚长一些,还是能试一试的。
刘宋开始的“世家居高位(清贵无实权)、皇子镇要冲(皇子、宗室在地方拱卫京城)、寒人掌机要,武将执兵权”体制结构,看起来很稳。
但实际上并不稳,所以南朝历代都短命,问题出在少帝临朝这里。
少帝临朝,必然和辅政大臣起冲突,如果不被辅政大臣干掉,就必然把辅政大臣干掉,亲自抓权。
但少帝抓权后,基本上不得要领,各种胡作为非,各种作死。
皇权如同一把削铁如泥的利剑,靠着血统继位的少帝,可以握着剑柄,却未必能把剑用好。
无论是把政务委托给自己的心腹,还是自己亲自操作,很大概率最后玩脱。
因为利剑可以杀坏人,也可以杀好人,甚至会砍死自己。
人无法确定自己的生死,即便是皇帝也不可能,李笠无法保证将来不出少帝,所以把问题留给儿子思考。
“新朝,要有新体制确保稳定,不能走老路,否则....”
他缓缓说着:“总不能,一位鄱阳人,年少时看着李三郎在鄱阳鱼市卖鱼,年轻时看着李三郎发迹、慢慢身居高位..”
“中年时看着李三郎建国称帝,年迈时,看着李三郎的儿孙自相残杀..”
“到他八九十岁,李三郎建立的国家亡于内讧,轰然垮塌,于是,一个慵懒的午后,他坐在鄱阳城外码头的树荫下..”
“看着西流的鄱水,想着李三郎昔日摇船靠岸、拎着鱼篓去鱼市摆摊卖鱼的身影,想着李三郎衣锦还乡的壮观情景,唱道...”
“眼见他起高楼,眼见他宴宾客,眼见他楼塌了...”
李笠唱着曲,曲调萧瑟,带着些许凄凉。
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年迈老者,坐在码头边上树荫下,看着流淌的鄱水,回忆着家乡名人李三郎的一生事迹,感慨着世事无常。
世间没有不灭的王朝,但是,李楚的国祚,能不能,能不能久一些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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刁雍,为晋(东晋)尚书刁协的曾孙,刁氏于中原战乱之际南迁京口,号为“京口之蠹”。
而京口,为北府兵的驻扎地。
某年,刁雍那家财万贯、良田无数的伯父刁逵,因为一个大头兵欠债还不起,便将其绑在树上当众鞭挞,以儆效尤。
那个大头兵,名叫刘裕。
后来,刘裕发达了,成了执掌朝政的权臣,当然忘不了那次羞辱,于是,刁氏迎来了灭顶之灾。
与此同时,晋国也即将走到末路,晋国宗室司马休之对抗权臣刘裕失败,逃入秦国,刁雍便跟着入秦。
之后逃入魏国,成了魏国的官员。
刁雍主动请缨,到黄河南岸(魏、晋边境)驻防,专门和刘裕对着干。
刘裕代晋建宋,即刘氏宋国,那年,刁雍大概是三十岁。
时光流逝,当刁雍快九十岁的时候,刘宋灭亡。
他看着那个大头兵发迹、掌权、建国,又看着仇人建立的国家,陷入太子弑父、宗室相残、最后被人取而代之。
亲眼看着仇人的家业灰飞烟灭,可谓一大快事,五年后去世的刁雍,想来是死而无憾。
此外,还有一个人,见证了刘宋从建国到灭亡的过程——琅琊王琨。
刘裕代晋建宋时,王琨大概二十岁,作为高门子弟,当时已经当官,为郎中,亲历晋帝禅让、刘裕受禅。
当他快八十岁时,又亲历宋、齐更替,见证了群臣劝进、宋帝禅让、权臣勉为其难受禅称帝的全过程。
所以,刁雍和王琨,是经历或见证晋、宋、齐三代更迭的人。
其实,有这种经历的人不在少数,无非是不出名而已。
而萧氏齐国的国祚只是二十来年,所以经历宋、齐、梁三代的人更多,譬如梁武帝萧衍。
宋、齐换代时,萧衍十五六岁,作为兰陵萧氏子孙,算是齐国的远支宗室,后来取而代之,建立梁国,自然是“历经三代”。
南朝的朝代更替很快,但与此同时,北边的魏国,经历了晋、宋、齐、梁,国祚明显比南边几个朝代长的多,这是为什么?
李笠谈起几个“超长待机”历史人物,以及北魏国祚比南方朝代明显长很多之目的,就是要让儿子思考。
让儿子想想,李氏楚国的国祚,能有几年?
对此,李昉针对南方王朝短命这一事实,给出分析,认为南方朝代国祚短的原因主要是两点:
一,宗室内讧,互相残杀,皇帝和宗室之间势同水火,导致外人有机可乘。
二,地方势力尾大不掉,要么地域军政集团造反,要么地方豪族撺掇出镇宗室参与权力斗争,这就加剧了国家的内讧。
于是,每一次内战,都会导致国力下降,导致失败方的部分官员投敌。
而这些官员每一次投敌、跑到北边,都一些地盘拿当见面礼。
譬如刘宋时投魏的徐州刺史薛安都,导致徐州乃至淮北地区从此沦为北方国土。
萧齐末年,南兖州刺史裴叔业,因为忧惧少帝萧宝卷对自己赶尽杀绝,举州投魏,导致寿阳这一淮南重地落入魏国之手。
而梁国为了拿回寿阳,花了三十多年时间,期间还搞出个大事件。
梁国在寿阳下游淮水河段筑浮山堰,蓄水灌寿阳,结果浮山堰垮,大水席卷下游两岸梁国州郡地区,造成巨大的人员、财产损失。
所以,正是因为南朝历代的不断内讧,导致国力日衰,北境国土不断丢失,国境线不断南移。
说到这里,李昉主动引申出另一个问题:梁武帝建国后,为何宽纵宗室、权贵、高门子弟?
因为梁武帝看出南方朝廷存在的弊病:宗室内讧,地方和中枢内讧,导致北方不断占便宜。
梁武帝看到了病因,开出的药方就是宽纵宗室、权贵、高门子弟,尽可能避免内讧。
朝廷给他们舒舒服服过日子的特权、待遇,甚至违法乱纪都不会受到实质性的处罚,以此换得一团和气。
这一办法,看上去还是不错的,加上梁武帝寿命长,所以在其治下,南方迎来了近五十年的和平,国力大幅上升。
但是,一片繁花似锦的表象下,是日益尖锐的国内矛盾,富贵人家的生活穷奢极欲,寻常百姓被压榨得痛不欲生。
与此同时,人才选拔体制虽然有所改进,但九品中正制还在起作用,许多寒族和地方豪族,根本就没有入仕、升迁途径。
即便入仕,也是流外官,想做流内官而不得,可那些高门士族子弟,凭着出身、门第,出仕就是流内官。
武人在战场上拼死拼活立军功,也不过得个低班秩的杂号将军,而世家子弟,骑不得马,射不得箭,一出仕,起家就是高班秩的将军号。
如此不公,导致地方豪族以及寒族产生不满情绪。
当地方豪族、大量寒族发现在体制内,无法争取自己的利益和前途时,当大量百姓被沉重的赋税、劳役压得喘不过气时。
当宗室欲壑难平,不满足于各种特权待遇时,梁国的国内矛盾,已经积累到了一个危险的地步:人心思乱。
宗室希望乱,自己才好更进一步,坐上那个位置;
地方豪族、寒族希望乱,自己才有机会接近权力中枢,改变自己和家族的命运;
百姓希望乱,希望那些骑在他们头上吸血吃肉、作威作福的人上人,全家都死在战乱中。
人心思乱,国内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,就很容易被某个突发事件引爆。
所以,侯景以不到一千残兵入梁,造反后却能够迅速南下,攻入建康。
围困台城时,已经拥兵十余万。
而勤王大军虽然兵力更多,但表现极其拉胯,问题出在哪里?
出在有人希望借助侯景这把刀,干掉皇帝、皇太子,干掉中枢,自己才好浑水摸鱼。
所以,不是侯景能打,否则当初侯景坐镇河南、拥兵十余万时,怎么连淮水都过不了?
是因为他才有不到千余残兵,在梁国国内那些心怀鬼胎的派系看来,就是一把用完便扔的杀人刀。
侯景能在短时间内,兵力从不到千余,瞬间膨胀到十几万,并围了台城,是因为梁国国内无数对现状不满的人,把侯景送到建康城下的。
“说到底,还是体制问题,历代都是如此。”李昉把论据列了一通,给出论点:
“高门士族把持着人才选拔途径,以武晋升的渠道又很难走,导致地方豪族和寒族子弟在体制内看不到入仕、升迁的前途,就只能另辟蹊径,选择投机。”
“高风险高回报的投机,就是造反、政变。”
“地方豪族撺掇外镇的宗室造反,寒族出身的佐官佐吏鼓动府主造反,甚至大量不得志的士族,也撺掇某位皇子、宗室夺位。”
“只有这样,他们才能获得高额的回报,成为新朝或者新皇帝的肱骨之臣,实现人生的大跨越。”
“当国内局势稳定时,这些人没有机会,所以,他们选择投机,人心思乱。”
“这才是病灶,体现出来的症状,就是历代总是摆脱不了的噩梦,宗室残杀,地方和中枢不断内战。”
说了一番,李昉对父亲所开出另一个治病药方夸赞起来。
朝廷以科举考试选拔人才,分士、庶两榜,给了士、庶子弟一个公平的入仕渠道,之后的晋升,也不在看中门第,而是看重政绩。
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读得了书、读得好书,于是,朝廷又给了“武”这条通道。
凭军功可以入仕,且文武可以转换,缩短将军号的阶梯,无军功不得封爵,一些列措施,使得寒族以及根本不识字的平民,有了体制内稳妥的“卖命”升迁途径。
开设军校、低门槛的入学资格,军校毕业生直接为尉官,等等,让勋贵、官宦们众多子弟的入仕、升迁有了保障。
子孙后代入仕有了保障,勋贵、官宦们也就放了心。
也让起于行伍的兵卒,有了从兵变将的机会,这种机会,不是来自自己依附的将领、而是来自体制。
当社会的各阶层,都在新体制下,安稳地获取相对公平、通畅的入仕、升迁渠道,可以按规矩接近、进入权力中枢,维护、争取自己的利益,他们为何还要投机?
李笠对儿子的夸赞不感冒,他看重的是儿子能想通事情的关键,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毕竟若大家业,将来总要交到儿子手中,如果儿子成了如同隋炀帝那样的败家子,那么他毕生的努力,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。
至于儿子给出的结论,李笠有看法:“投机是肯定会投机的,这是人的本性,因为人性是逐利的,而暴利的诱惑,总是吸引那些胆大的人。”
“即便这新体制稳定下来,也不会缺政治投机的人。”
“目前新体制若能稳固实行,只是初步解决了大环境的问题,但是,政治投机,防不胜防,什么体制都无法杜绝。”
“为什么呢?风险大,回报高,对于某些人来说,是难以抵挡的诱惑。”
“与其寒窗苦读十余载,参加科举博个金榜题名,然后在官场熬资历慢慢升迁,亦或是从军,在战场上玩命军功,还不如...”
李笠看着儿子,一字一句说:“还不如,想办法接近皇帝、储君,投其所好做恩幸,凭着南朝历代‘寒人掌机要’的规矩,直接入中枢,参与决策。”
“这条路的回报,你说高不高?”
“或者,作为某个皇子的亲信,策划夺嫡,文夺或武夺,武夺的话,在地方上起兵的难度极大,但在京城发动宫变,不是不可能。”
“发动宫变,所需投入的兵力相对少很多,数日内就能见结果,若是用做买卖的话来说,就是成本低、变现快、收益超高,你说这买卖会没人想做么?”
“或者,身为皇帝近臣,在其弥留之际,篡改遗诏,伪造遗命,要么挤掉即位后可能对自己不利的储君,或者投机,另立新君,以此换得继续受重用...”
“更要命的一点,一旦出现少帝临朝的局面,怎么办?少帝倚重宗室,帝系转移,倚重外臣,朝代更替,怎么避免这种事情发生?”
这是李笠留给儿子的思考题,在明清时期,少帝即位后坐稳江山的概率还是很大的,除了末期,或者出了奇葩。
但在南北朝时期,少帝很难坐稳江山,无数次皇位乃至朝代更迭,无不说明了这点。
李昉想了想,问:“父亲,莫非,这也得靠新体制来解决?”
“是啊,不靠体制,难道靠人?”李笠苦笑起来,“刘宋国祚不到六十年,萧梁多些,但其实,当年侯景若攻破台城,梁国不死也残,国祚估计也不到六十年。”
“就不知,李楚能活过六十年么?毕竟,我们不能保证自己的年龄,恰到好处的结束。”
“也许,父亲活得太长,熬死你,导致将来皇太孙即位,亦或是你在位时间不长,未成年的太子即位,到时候,真是...”
人死如灯灭,他再怎么厉害,死后儿孙坐不坐得稳江山,已经无能为力。
但是,完善、改进体制,尽可能增加“安全系数”,确保国祚长一些,还是能试一试的。
刘宋开始的“世家居高位(清贵无实权)、皇子镇要冲(皇子、宗室在地方拱卫京城)、寒人掌机要,武将执兵权”体制结构,看起来很稳。
但实际上并不稳,所以南朝历代都短命,问题出在少帝临朝这里。
少帝临朝,必然和辅政大臣起冲突,如果不被辅政大臣干掉,就必然把辅政大臣干掉,亲自抓权。
但少帝抓权后,基本上不得要领,各种胡作为非,各种作死。
皇权如同一把削铁如泥的利剑,靠着血统继位的少帝,可以握着剑柄,却未必能把剑用好。
无论是把政务委托给自己的心腹,还是自己亲自操作,很大概率最后玩脱。
因为利剑可以杀坏人,也可以杀好人,甚至会砍死自己。
人无法确定自己的生死,即便是皇帝也不可能,李笠无法保证将来不出少帝,所以把问题留给儿子思考。
“新朝,要有新体制确保稳定,不能走老路,否则....”
他缓缓说着:“总不能,一位鄱阳人,年少时看着李三郎在鄱阳鱼市卖鱼,年轻时看着李三郎发迹、慢慢身居高位..”
“中年时看着李三郎建国称帝,年迈时,看着李三郎的儿孙自相残杀..”
“到他八九十岁,李三郎建立的国家亡于内讧,轰然垮塌,于是,一个慵懒的午后,他坐在鄱阳城外码头的树荫下..”
“看着西流的鄱水,想着李三郎昔日摇船靠岸、拎着鱼篓去鱼市摆摊卖鱼的身影,想着李三郎衣锦还乡的壮观情景,唱道...”
“眼见他起高楼,眼见他宴宾客,眼见他楼塌了...”
李笠唱着曲,曲调萧瑟,带着些许凄凉。
仿佛自己就是那个年迈老者,坐在码头边上树荫下,看着流淌的鄱水,回忆着家乡名人李三郎的一生事迹,感慨着世事无常。
世间没有不灭的王朝,但是,李楚的国祚,能不能,能不能久一些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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