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百四十八章 焦心事
王桥对如何处理与晏琳之间的关系存在着相当大的困惑。
他趁着难得的无人到办公室之机,在脑中理了理这一层关系。是向前走,向后走,还是保持不变,一时之间无法做出决断。
向前走,则是恢复以前的恋爱关系。
向后走,则是恢复不相往来的隔绝关系。
保持不变,则是偶尔通个电话,见见面,但是不再是恋人。
王桥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,抬手看了看手表,接近五点钟,马上要开班子会。他脑中立即涌进来办不完的事情,将晏琳问题挤占开去。
与信访有关的办公会在重要节假日是无法回避的,这是政治任务。如果没有开会研究,没有会议记录,没有具体措施,出了事情被上级倒查回来,则是吃不了兜着走。王桥初当镇长,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将镇内经济和社会事业各方面都抓起来,抓出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。与信访有关的人和事只是全镇工作的极少部分,但是却牵涉了太多精力和金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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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桥这位最基层政府的一把手也经常换位思考。若真是放任全国钉子户都流向都城,则云集着全世界媒体、各界精英的都城将会上演一场场好戏,影响绝对不好。这是简单的事实,无法否认。
为什么钉子户爱告状,爱朝都城跑,原因很复杂,一是历史原因,清官戏太深入人心(不是清宫戏),形成集体无意识,拦冤告状成为解决重大冤屈的最可靠甚至是唯一手段。这就形成了山南社会的清官情结以及告状情结;二是法律不健全和意识淡薄,人们相信行政力量强于相信法律力量;三是基层组织明显削弱;四是宣传舆论上有偏差。
五点钟。准时开会。
会议就只有一个议程,由党委书记宋鸿礼传达县委会议精神。他开篇就讲道:“县委会议总结起来就是一个,都城两会期间不能有来自我县的干扰。”说了这句话,他顿了顿,道:“城关镇的目的也就是一个,都城两会期间不能有来自我镇的干扰。县委吉书记点了我的名,只要城关镇稳住了,半个昌东县就稳住了,大家千万不要马虎。方法都是老套筒,对重点人员进行排查、监控。严防死守。”
“我具体讲七层意思,第一是全面排查,心中有数,不当糊涂官;第二是领导包案、责任到人、明确责任,从镇班子成员到机关干部再到村组干部层层负责,层层分包,哪个环节出问题追究哪个环节的责任;三是解决问题才是根本出路,解决掉一个问题就少一颗地雷,要特别关注宅基地纠纷、邻里纠纷、排水纠纷和土地承包纠纷;四是耳朵要竖起来。凡是风吹草动,立刻要反应过来,不要等到人走了三四天,你们几爷子还不晓得。除了耳朵要灵。嘴巴还得快,发现问题赶紧给报告,别捂在手里出大事;五是要有预案;六是要严格责任追究。原则是属地管理。看好自己的门、管好自己的人,谁的孩儿哭了谁抱走;七是每个人切实负起责任。每天下午听班子成员和包村干部及包案人员的汇报。”
这几条措施都是硬绑绑的,如果工作做虚了。必然要出问题。在座的班子成员意识到肩上责任,脸上表情沉甸甸的。
宋鸿礼将七条方略讲完,又道:“我们在年前对每个钉子户都划分了责任,现在就从我开始,逐一汇报各自负责钉子户的情况。”
王桥负责两户钉子户,提起这两户就一阵牙痛。现实社会的复杂性、喜剧性和悲剧性往往是坐而论道者无法想象的。王桥所负责的有一位钉了户叫朱兴东,他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小包工头,满脸皱纹和风尘,满手老茧,一副劳苦大众的形象。
王桥曾经到其家中和他有过一段对话。
王桥喜欢开门见山谈事,几句之后,道:“老朱,今年你的问题解决没有?”
朱兴东道:“没有,我给华柳乡盖房子,到现在已经七年了,工程款一直未结给我。我没有饭吃,没得办法,只能找上级领导。”
王桥道:“上一次我们聊了以后,我就托人到华柳乡去问了,他们说工程款全额都结了,还把票据复印了。这是复印件,你看一看。”
朱兴东瞄了一眼复印件,道:“那个工程是我包的,我没有领到钱,就不算数。”
王桥道:“是你的亲弟弟把钱领了,你们两人在一起做工程,你来领和你弟弟来领,有什么区别。现在你应该找你弟弟还钱。”
朱兴东道:“我弟弟拿了钱就找不到人了。工程是我承包的,华柳乡没有拿钱给我,这是事实吧。”
王桥道:“据华柳乡的人说,做工程的时候,你大部分时间都不在,都是你弟弟在跟政府联系,凡是涉及工程方面的多数签字都是你弟弟签的。”
朱兴东翻了一个白眼,道:“王镇长,听说你是大学生,怎么不讲道理。我说得很清楚,我才是工程承包人,为什么把钱给其他人,华柳乡得给一个说法。”
王桥略有苦笑,又道:“从事实上来说,你弟弟是工程的现场负责人,合同上也是这样写的,有他的名字,华柳乡把钱付给你弟弟,也不错。你如果认为不妥,可以走法律途径,用不着到都城反复上访。”
朱兴东用无奈地眼光看着王桥,道:“王镇,你还没有弄明白。我再说一遍,我是真正的工程承包人,我做了工程,没有拿到钱,华柳乡得给一个说法。华柳乡不给一个说法,我就找静州市,静州市给不了一个说法,我就找山南省,山南省不给说法,我就找都城。解放几十年了,总得有一个说理的地方。”
王桥道:“你可以打官司啊?”
朱兴东又给了王桥一个白眼,道:“我是农民,农民和政府打官司,什么时候打赢过,戏里就唱过,官官相护心眼黑。反正你们当官的怕上访,我就不停上访,直到你们把我的钱还给我。”他眼神坚毅地看着前方,道:“只有没有拿到我的合法收入,我就要永远上访,跑都城,跑联合国都不怕。”
朱兴东一幅生命不停上访不止的偏执态度,让试图讲道理和讲事实的王桥憋得差点吐血。
华柳乡是静州下属另一个县的乡镇。此事发生在华柳乡,作为城关镇代理镇长的他根本无权管理这事,托了在那边工作的朋友去过问一下,华柳乡一下就拿出付款的全套资料。朱兴东屡次上访后,华柳乡特意报了案,只是无法找到朱兴东,此事就挂了起来。现在朱兴东上访要工程款,华柳乡在财力十分紧张情况下,应该付的已经付清了,不可能再付。
事情到这里时,本与王桥没有半点关系。与王桥发生关系的原因是朱兴东是昌东县城关镇人,家住在城关镇。每次到都城上访,一问籍贯,朱兴东就言不改姓坐不改名地报“昌东城关镇”,与身份证也相符。然后,上级相关部门就把这人记录为昌东县,不论是一票否决还是扣分,都算在了昌东县委头上。
这是天降祸事,躲都无法躲。
不幸中的万幸是王桥负责的另一个老钉子户正在生病,卧床不起,暂时没有上访的可能性。
所有班子成员都汇报了一遍老钉子户的情况,宋鸿礼脸上黑线密布,难得地显现出忧心。不是面容严肃,而是心有忧虑。这几年信访工作力度越加越大,镇里能解决的都解决了,剩下的全是积年硬骨头,如宋鸿礼这种老江湖都觉得头痛。
当最后一位班子成员汇报结束后,宋鸿礼难得地发了一句牢骚,道:“马的,都是些什么烂事。”
黎陵秋道:“宋书记,我有一个想法。开两会的时候,我们把所有钉子户集中起来搞几天旅行,逛逛风景区,朝风景优美的边远山区拉,弄点好吃的,两会结束以后才回来,这样就免得他们跑。”
宋鸿礼望着王桥道:“王镇,你的意思?”
王桥知道其他地区这样干过,道:“虽然这是一个会哭孩子有糖吃的错误法子,但是要确保万无一失,这还是一个好点子,我同意。让赵梅提前准备一笔钱,随时可以出发。”
宋鸿礼又问其他人:“你们有没有意见?”
班子成员们自然乐得轻松,都支持。
宋鸿礼道:“那就定下来,找一个合适名义,组织一次钉子户旅行,把这几天时间耗过。我来点个将,活动就由黎委员和绍杰副书记带队,随行人员由你们两人商量。”
黎陵秋是宣传委员,是组织活动的行家,加上此案又是她提议,所以由她带队很自然。
李绍杰是新任的分管政法的党委副书记,由检察院下派到城关镇工作三年。以前信访工作是由王桥分管,李绍杰到位后,信访稳定这一块就理所当然交给了他。
检察院遇到的事情虽然复杂,但是其本身职责任很硬,手段够强,同志们齐心协力,往往就把天大的难事办了。李绍杰到了城关镇就发现镇里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弹性的,手段更是缺乏。如今还遇到这种请信访人员旅行的奇葩事情,让他苦笑不得,只能硬着头皮把任务接下来。
会议结束,大家散去。
王桥与宋鸿礼并排走在一起。王桥道:“上访者有部分是性格偏执,还有部分纯粹是无理取闹,另一部分则与基层组织建设出现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,要解决大部分信访问题,旅行只是一时之计,最终还是得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入手。”
宋鸿礼哦了一声,道:“王镇跑了一圈,有什么新想法?”
(第三百四十八章)(未完待续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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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桥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,抬手看了看手表,接近五点钟,马上要开班子会。他脑中立即涌进来办不完的事情,将晏琳问题挤占开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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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桥这位最基层政府的一把手也经常换位思考。若真是放任全国钉子户都流向都城,则云集着全世界媒体、各界精英的都城将会上演一场场好戏,影响绝对不好。这是简单的事实,无法否认。
为什么钉子户爱告状,爱朝都城跑,原因很复杂,一是历史原因,清官戏太深入人心(不是清宫戏),形成集体无意识,拦冤告状成为解决重大冤屈的最可靠甚至是唯一手段。这就形成了山南社会的清官情结以及告状情结;二是法律不健全和意识淡薄,人们相信行政力量强于相信法律力量;三是基层组织明显削弱;四是宣传舆论上有偏差。
五点钟。准时开会。
会议就只有一个议程,由党委书记宋鸿礼传达县委会议精神。他开篇就讲道:“县委会议总结起来就是一个,都城两会期间不能有来自我县的干扰。”说了这句话,他顿了顿,道:“城关镇的目的也就是一个,都城两会期间不能有来自我镇的干扰。县委吉书记点了我的名,只要城关镇稳住了,半个昌东县就稳住了,大家千万不要马虎。方法都是老套筒,对重点人员进行排查、监控。严防死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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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鸿礼将七条方略讲完,又道:“我们在年前对每个钉子户都划分了责任,现在就从我开始,逐一汇报各自负责钉子户的情况。”
王桥负责两户钉子户,提起这两户就一阵牙痛。现实社会的复杂性、喜剧性和悲剧性往往是坐而论道者无法想象的。王桥所负责的有一位钉了户叫朱兴东,他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小包工头,满脸皱纹和风尘,满手老茧,一副劳苦大众的形象。
王桥曾经到其家中和他有过一段对话。
王桥喜欢开门见山谈事,几句之后,道:“老朱,今年你的问题解决没有?”
朱兴东道:“没有,我给华柳乡盖房子,到现在已经七年了,工程款一直未结给我。我没有饭吃,没得办法,只能找上级领导。”
王桥道:“上一次我们聊了以后,我就托人到华柳乡去问了,他们说工程款全额都结了,还把票据复印了。这是复印件,你看一看。”
朱兴东瞄了一眼复印件,道:“那个工程是我包的,我没有领到钱,就不算数。”
王桥道:“是你的亲弟弟把钱领了,你们两人在一起做工程,你来领和你弟弟来领,有什么区别。现在你应该找你弟弟还钱。”
朱兴东道:“我弟弟拿了钱就找不到人了。工程是我承包的,华柳乡没有拿钱给我,这是事实吧。”
王桥道:“据华柳乡的人说,做工程的时候,你大部分时间都不在,都是你弟弟在跟政府联系,凡是涉及工程方面的多数签字都是你弟弟签的。”
朱兴东翻了一个白眼,道:“王镇长,听说你是大学生,怎么不讲道理。我说得很清楚,我才是工程承包人,为什么把钱给其他人,华柳乡得给一个说法。”
王桥略有苦笑,又道:“从事实上来说,你弟弟是工程的现场负责人,合同上也是这样写的,有他的名字,华柳乡把钱付给你弟弟,也不错。你如果认为不妥,可以走法律途径,用不着到都城反复上访。”
朱兴东用无奈地眼光看着王桥,道:“王镇,你还没有弄明白。我再说一遍,我是真正的工程承包人,我做了工程,没有拿到钱,华柳乡得给一个说法。华柳乡不给一个说法,我就找静州市,静州市给不了一个说法,我就找山南省,山南省不给说法,我就找都城。解放几十年了,总得有一个说理的地方。”
王桥道:“你可以打官司啊?”
朱兴东又给了王桥一个白眼,道:“我是农民,农民和政府打官司,什么时候打赢过,戏里就唱过,官官相护心眼黑。反正你们当官的怕上访,我就不停上访,直到你们把我的钱还给我。”他眼神坚毅地看着前方,道:“只有没有拿到我的合法收入,我就要永远上访,跑都城,跑联合国都不怕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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黎陵秋道:“宋书记,我有一个想法。开两会的时候,我们把所有钉子户集中起来搞几天旅行,逛逛风景区,朝风景优美的边远山区拉,弄点好吃的,两会结束以后才回来,这样就免得他们跑。”
宋鸿礼望着王桥道:“王镇,你的意思?”
王桥知道其他地区这样干过,道:“虽然这是一个会哭孩子有糖吃的错误法子,但是要确保万无一失,这还是一个好点子,我同意。让赵梅提前准备一笔钱,随时可以出发。”
宋鸿礼又问其他人:“你们有没有意见?”
班子成员们自然乐得轻松,都支持。
宋鸿礼道:“那就定下来,找一个合适名义,组织一次钉子户旅行,把这几天时间耗过。我来点个将,活动就由黎委员和绍杰副书记带队,随行人员由你们两人商量。”
黎陵秋是宣传委员,是组织活动的行家,加上此案又是她提议,所以由她带队很自然。
李绍杰是新任的分管政法的党委副书记,由检察院下派到城关镇工作三年。以前信访工作是由王桥分管,李绍杰到位后,信访稳定这一块就理所当然交给了他。
检察院遇到的事情虽然复杂,但是其本身职责任很硬,手段够强,同志们齐心协力,往往就把天大的难事办了。李绍杰到了城关镇就发现镇里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弹性的,手段更是缺乏。如今还遇到这种请信访人员旅行的奇葩事情,让他苦笑不得,只能硬着头皮把任务接下来。
会议结束,大家散去。
王桥与宋鸿礼并排走在一起。王桥道:“上访者有部分是性格偏执,还有部分纯粹是无理取闹,另一部分则与基层组织建设出现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,要解决大部分信访问题,旅行只是一时之计,最终还是得从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入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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